东亚各国的汽油价格对比_东亚各国的汽油价格对比表

1.新能源汽车奔跑路上的锂电池之争

2.我总结的二战参与国家力量对比合理吗？

3.二战哪个国家击毙的日军最多？

4.流行的国际主义的《流行的国际主义》（二）

5.高分悬赏，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奔跑路上的锂电池之争

当小米宣布造车时，中国国内正有超400万辆电动 汽车 奔驰在道路上。

马斯克曾断言，电池是未来智能电动 汽车 的关键。对于智能电动 汽车 来说，动力电池无疑是最核心的硬件，如同发动机之于内燃 汽车 ，这也是宁德时代崛起的契机。

动力电池市场呈现出马太效应，宁德时代占据市场龙头地位

1.国际较量：争夺动力电池主导权

宁德时代去年一年国内市场的装车量为12.22GWh，占比超52%，第二名比亚迪仅为12.9%，但宁德时代却并不是第一个在锂离子电池商用化领域起跑的公司。

长期拥有锂离子电池先发技术优势的曾是日本。1991年，索尼公司和旭化成公司发布首个商用锂离子电池，并首先用于相机；2014年日本科学家吉野彰做出了第一个现代商业化锂离子电池的原型器件，被奉为锂电池先驱。

落后于日本的中韩两国随着电子制造业的发展奋起直追。三星和LG一方面发展自身消费电子业务，一方面生产配套电池；中国电池制造企业则利用价格优势，促进了锂离子电池低价普及。比亚迪在进军 汽车 业之前，主营业务便是消费类电池，宁德时代也脱胎于消费类电池企业ATL。

随着混合动力车的生产普及，松下进入动力电池领域，中韩两国企业也随之变向，纷纷转向技术壁垒更深、利润更高的动力 汽车 领域，东南亚也成为全球锂电池生产的核心地带。

华安证券报告指出，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2020年的全球市占率为25%，国内市占率维持一半。中国电动 汽车 市场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关键也在于电池，当前全球约八成电池产能在中国，中国电池企业还在向海外扩张。

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在在新能源 汽车 领域突飞猛进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2010年，中国政府开始对新能源 汽车 提供补贴，这也慢慢让这个行业形成一个逻辑惯性，那就是补贴政策走向往往会决定市场使用的动力电池产品种类。“因为政策补贴会影响热销车型，自然会对电池生产商产生影响。”一位新能源 汽车 市场人士解释，“比如，2011年，政府将使用外资动力电池的产品剔除出新能源 汽车 的补贴目录，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松下、LG和ATL在内的一众外资动力电池公司的竞争优势。”

外资电池企业被政策挡在门外，某种程度上为宁德时代创造了新机。凭借政策扶持和日本技术背景，宁德时代只花了六年时间就在2017年成为装车量世界第一。

如今锂电池产业格局初成，整体来看东亚三国已经占据了技术优势， 其他国家想要超越并不容易。但在环保要求趋严、电动 汽车 市场落后的影响下，欧美不得不做出改变。

曾发布统计数据称，2020年，全球共销售新能源 汽车 324万辆，欧洲和中国分别为139万和133万辆，美国仅32.8万辆。如果没有特斯拉，美国新能源 汽车 市场实际上在衰退。

如果没有特斯拉，美国新能源 汽车 市场实际上在衰退

对此，在5月8日发表演讲称， 汽车 企业和电池企业应该在美国本土生产相关产品，同时加大新技术研发投入赶超中国。按照其在3月底提出的“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将向电动 汽车 领域投资1740亿美元。

欧洲的布局则更加深远。欧洲早在2017年意识到了电动 汽车 大潮降至，固守传统赛道无益，并开始布局一个“电池计划”，为电动 汽车 产业，尤其是电池生产研究项目提供资金帮助。

如今欧洲已经有了一批初创电池企业，风头最劲的是Northvolt。该公司创立于2017年3月，在2019年获得10亿美元融资，并得到欧洲车企支持。继去年Northvolt拿到宝马20亿欧元的订单后，今年又把大众未来十年累计140亿美元的电池订单收入囊中。

此外，和过去基于产业原因发展新能源车不同，加快节能减排，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即碳排放总量为零）成为发展新能源车的新动力。

截至目前，欧洲、美国以及中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给出了时间表，推动低碳转型、能源转型以及电气化。2019年底，欧盟出台《欧洲绿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表态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2020年9月，中国承诺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美国新任总统上台后，亦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跟随绿色政策的导向，资本将更加青睐电动 汽车 、气候科学、清洁能源等领域。

但想赶超中日韩，欧美仍需努力。“欧洲等国现在在技术上还感觉滞后，但5年后情况如何就不一定了。”一位熟悉锂离子电池的研究人员表示，锂离子电池背后的科学技术在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如果没有大的突破，基于科研优势，欧美等国在2025年之后很有可能成为另一股力量。”

2.车企纷纷涌入：能否拉低电池成本？

各国政府角逐电动 汽车 产业链之外，还有车企们对于自产电池的热情。

去年12月，苹果首款电动 汽车 Apple Car原型车被曝已经在美国加州上路测试，并将在今年9月推出首款车型。对造车感兴趣很容易理解，毕竟这是个2万亿美元的大市场，更引人注意的是苹果造的车将应用独家“突破性的电池技术”。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电池技术正是苹果造车策略的核心，“它有望极大地降低电池成本，同时增加车辆续航”。要做到这一点，苹果计划采用一种独特的单体电池设计，让所有电芯直接融合到一起，从而消除传统电池组各个电芯之间存在的空间浪费。动力电池结构是以单个电芯为单位，电芯打包组成电池包，之后再安装到车辆上。苹果的电池设计可以在同等空间内，用上更多的电池材料，实现更持久的续航。

苹果去年多次被传造车

增加续航里程，更加贴合消费者使用习惯是头部车企们下场参与电池研发的原因之一。充换电基础设施难以满足电动 汽车 的发展，这就要求车企们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增加续航里程，才能给用户提供与驾驶燃油 汽车 同样的体验。

今年1月，上汽集团新创品牌“智己 汽车 ”宣布，电池采用了最新的“掺硅补锂”技术，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紧跟着，广汽集团子公司广汽埃安也宣称拥有全新动力电池 科技 ：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可以在8分钟内充满80%，硅负极电池可以续航1000公里，电池还通过了枪击实验的军工标准安全认证，但遭遇了中科院院士一系列质疑，能否落地应用依然存疑。

降低成本则是促使车企造车的另一动力。 汽车 产业至今仍然是一个低利润、资本密集型产业，车企仅仅是打造出自己的供应链、实现量产已经非常难得。一旦实现整车规模化生产，如果能在电池技术上有所突破，将大大降低造车成本。有数据显示，电池成本约占电动车总成本的30%-40%，车企仅仅是采购电芯后自行生产电池包，也要比直接采购电池包更有成本优势。

“业内有个共识，即车企自产电池的门槛是新能源产品产量达到50万辆，为了实现稳定供货，车企一般会考虑自产电池。”前述 汽车 行业从业人员表示。

大众 汽车 集团入局电池产业，并提出“标准电芯”概念

今年3月，大众 汽车 集团提出“标准电芯”概念，称不再将电池系统视为单独的零部件， 汽车 需要围绕电池来设计。并计划在2023年量产，到2030年装载标准电芯的车型超过八成，从而实现规模降本效应。

根据咨询公司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的数据，锂离子电池组的价格在过去10年里已经下降了近90%，去年降至每千瓦时110美元左右。宁德时代2020年财报显示，电池售价已从2018年的1150元/KWh降低至2020年的890元/KWh。

但平均而言，电动 汽车 仍比传统汽油车贵30%，有分析师认为在3年内，动力电池成本将从目前160美元每千瓦时降至100美元以下，达到与传统 汽车 “成本平价”。一旦成本差距磨平，对电动 汽车 的需求将进一步加速，对电池的需求也将井喷。头部车企下场造电池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减少对电池产商的依赖，这对其未来的良性发展显然更加有利。

3.固态电池研发：电池玩家进入“终局 游戏 ”

2020年以来，镍、石墨、锂、钴和铜等原材料受海外疫情影响，供应不足，价格不断上涨；叠加需求端火热，锂电池价格也意外上涨。

据中汽协最新统计数据，今年1~4月国内新能源车累计销量73.2万辆，同比大增249.2%，由此带动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大增约241%；根据SNE Research统计的数据，海外市场一季度动力电池装机同比增长96%。

原材料上涨导致电池成本迟迟难降

而每一辆电动 汽车 的动力电池需要大约20公斤的镍(特斯拉Model 3需要30公斤)、20公斤的钴，外加大约60公斤的锂化合物，若原材料价格上涨到2018年的水平，锂电池100美元每千瓦时的目标达成时间将延后至2026年。

这也将加速厂商们研发新型电动 汽车 电池材料和基础技术的更新换代。5月23日，据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对外透露，宁德时代将于今年7月前后发布钠电池。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发展钠离子电池是三元高镍技术路线的补充，也可以减少对锂资源的依赖。

当前，部分车企选择使用价格更低、安全性更高的磷酸铁锂电池提升竞争力。但与三元电池相比，磷酸铁锂电池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安全性较好、寿命较长、成本较低，但能量密度和高低温性能稍差。在低温条件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 汽车 续航里程可能面临腰斩。这是由电池材料特性决定的，眼下暂时无解。

汽车 产业渴望的“全能电池寄望固态电池，固态电池是指用固态电解质替代电池中的电解液和隔膜，正极体系变化不大，负极为锂金属。

大众 汽车 电池中心负责人Frank Blome将固态电池描述为锂离子电池的“终局 游戏 ”。

他解释称，固态电池能量密度更大、更安全、高低温性能也更好。“它们可以使用更长时间，电池单元可以堆叠，就像墙上的砖块一样，这使它们更容易适应不同的 汽车 设计；固态电池大约10分钟就能充满电，并且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可提供双倍或更多的续航里程。同时它们将需要更少的铜和铝，石墨和钴可以完全被淘汰，回收固态电池是一个更简单、更安全的过程。”

各国企业目前都在主攻固态电池研发，争夺在新领域的主导权。

2021年1月19日，宁德时代公布两项与固态电池相关技术专利。2020年12月，《日经新闻》报道称，丰田在固态电池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上千项专利，居世界第一，并计划在2021年推出固态电池试制车辆，开展性能试验。

固态电池和液态电池在工作原理上没有区别，固态电池走的是三元锂电池的路线，一个重要的革新点在于电解质由液态电解质变成了固态电解质。但成本的经济性永远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也决定整车的售价。产品从研发、量产到应用还需要经过市场的验证，未来合理的经济性才可能是固态电池大规模估计的前提。业内人士预测固态电池合理的量产时间是5年以后，大规模应用时间是在6-10年以后。

4.谋求长期发展：上下游共建良性循环

动力电池的产业链，上游关乎钴、锂、稀土等矿产资源，而下游则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和梯次利用。如果想实现新能源车降成本的目标，仅考虑生产端降低成本还不够， 探索 电池资产回收利用，建立起良性循环，更有利于电动 汽车 行业长期发展。

在回收利用阶段，退役动力电池经过收集、贮存、 检测、拆解等处理步骤，合格电池进行梯次利用，不合格电池可以拆解回收，再生利用。动力电池容量衰减两成后，就不再适用于电动车，但可梯次利用。例如退役的磷酸铁锂电池可以继续应用于低速电动车和储能电站。

退役电池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是拆解回收，主要针对含有镍钴锰金属的三元电池。效的回收利用能够部分缓解我国动力电池用稀缺资源需求量。根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钴和镍回收量分别约为1.6和3.7万吨，占当年我国动力电池用钴和镍需求量的比例分别为61%和17%左右。同时，钴价格较高，对其回收利用，也能够降低电池企业材料采购成本。

根据测算，到2025年我国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的总市场规模将达到130亿元左右

但目前，由于电池产业缺乏统一标准和技术壁垒，电池的回收利用仍处于 探索 阶段，规模有限。

“比如在电池梯次利用方面，退役电池检测是保障梯次产品安全的重要环节，但由于缺少电池在车端使用阶段的状态数据，使得目前退役电池检测项目多、成本高，参与企业都是亏损状态”中国电动 汽车 百人会研究部主任朱晋博士表示，“现在上下游依然没有走通，在生产标准、技术方面仍待深入研究，国家监管层面也需要制定强制标准和规范，避免电池回收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

2020年，发布的《新能源 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为我国新能源 汽车 产业未来十五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中提出，要加大关键技术攻关，鼓励车用操作系统、动力电池等开发创新。

上逢电动 汽车 获得政策大力扶持，下有消费者购买意愿快速增长，在政策与市场需求双向驱动之下，锂电池产业内部自然会实现新的技术突破。但产业链的上下游如果不能建立起更加环保的循环模式，则会背离新能源 汽车 清洁环保的初衷。

我总结的二战参与国家力量对比合理吗？

力量对比不是开战理由的充分条件。轴心国有野心，有动机，狂妄是最主要的。他们占得了先机，同盟国是后发制人的。在美国参战前，双方力量对比，德日是占优势的。英国孤悬海外，对抗着纳粹统治下的整个欧洲。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殊死搏斗啊）前处于颓势。日本控制了东亚、东南亚、太平洋的广大地区。美国是后来加入的，是一个决定性的砝码。当时小日本一心要取得太平洋的控制权，巨大的野心和空前膨胀的自信让它最终弄醒了美国这个巨人。后来战争的机器越转越快，已经停不下来了。直至轴心国的灭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牵制了大量日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二战哪个国家击毙的日军最多？

二战哪个国家

击毙的日军最多？

随着1931年日军发起918事变，长达

14年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后来在欧洲方面

随着苏德瓜分波兰，全球掀起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此后日军从中国东三省开始，沿

着中国海岸线打进东南亚，整个东亚地区

都被日军霍霍了一遍。随后亚洲军民以艰

苦卓绝的反抗和巨大的牺牲获得了胜利，

期间击毙了不少的日军。

那么在整个二战期间，哪个国家击毙

的日军最多呢？

一、谁击毙了最多的日军

说起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会

认为是中国方面击毙了最多的日军。不过根

据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的记载，在中国战场

死亡的日军只能排在第二，排在第一的是菲

律宾。

在美国方面的记载中，中国本土上一共

有45.5万日军死亡，在菲律宾本土则有49.8

万日军死亡。

当然，对于这个数据，很多国家和学者

都比较质疑，因为二战时期很多国家对自家

的军队伤亡统计都弄不清楚，很多时候都只

能估算，更不要提伤亡精确到个位数。因此

在现代，很多国家和学者也都在研究中给出

了不同的日军伤亡情况。

比如日本的陆军参谋部作战科长服部卓

四郎，在收罗多方数据以及结合自己的经历

预估后，于1953年出版了《大东亚战争全

史》一书，书中就记载日军在中国战场共阵

亡44.27万人。

在中国方面，军事学者萨苏结合日军

方面数据，认为日军在中国地区总共阵亡

了78.93万人。

至于中国官方，则认为抗日战争期间

国共军队以及民间抗日力量，总计击毙了

约55万日军，这一数据曾记载于中国革命

军事博物馆中。可见对于日军在中国地区

到底阵亡了多少人，其实各国之间并没有

一个统一的数字，在猜测中这个数据从40

多万到80万不等。

甚至的儿子蒋纬国还曾写下过

一本名为《抗日御侮》的书，书中更是记

载日军在中国战场被击毙有接近86万人。

根据日本自己给出的数据，日军在整

个二战中共计伤亡200余万人，这是阵亡

和受伤的总人数。因此击毙86万日军的数

据，显然经不起推敲。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日本陆军

所侵略的国家中，以中国抗争的努力最大，

日军在中国的损失最多。

因为在日本自己承认的伤亡数据中，这

200余万人的伤亡里有130万左右是中国战

场上的成果。

从中国于1931年开始到1945年这14年

抗日中，很明显有着比菲律宾从1941年开

始到1945年这4年，抗战更长的抗日时间和

更多的抗日成果。

二、抗日战争的最大功臣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的抗日战争中，

最大的争论还是到底是中国14年抗战的抗

日成果大，还是美国的两颗取得了

决定性的效果。在这种争论中，大家常常

会出现一个误判，那就是过于高估

的成果。

如果单从军事上解释，其实美军的两颗

也仅仅是做了“收尾工作”。在美国

用轰炸日本广岛、长崎两地之前，日

本绝大多数城市都被美国地毯式轰炸过了。

尤其是轰炸东京，在美军凝固汽油弹

下，不管是日本受损规模还是死亡人数，

都高于后来的两颗。

因此在美军投之前，日本已经

被美国轰炸得没啥生产能力了，最后的两

颗只能说是锦上添花。如果从经济、

军事等多个方面去考虑，那么中国在二战

中对打击日本发挥的作用要比美国大得多。

中国方面的《论持久战》中，就已经

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获胜的方法，那就是在

经济上拖垮日军。中国的敌后抗战开辟了

根据地，截断了日军获取工业原料以及人

力的途径，让中国战场成为了日本无法获

利，反而需要不断往里面投入资源的

“殖民地”。

在正面战场，日军不断拉长的战线让

日本投入的资源进一步提升。所以到

1941~1942年时，日本其实在中国战场就

已经打不动了。

甚至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日军悄悄把

卖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以换取粮食的

案例。更有甚者，河南商丘还出现了日军

在地主家倒插门，只为混一口饭吃的奇葩

事件。所以从经济等多方面考虑，就算没

有美国参战，中国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

只是时间问题，无外乎抗日战争再多打几

年。而这样的情况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

就是中国军民击毙的日军是一点一点累计

起来的，而非美国在南洋海岛上一个岛就

歼灭几千甚至上万的日军。

总结：

这一点一点累计起来的击毙数字在统

计上就非常麻烦，毕竟我们也不能指望一

个政权管理非常混乱，国内还有军阀情况

的国家，能非常精准的统计这些数据。于

是就有了日本、美国、中国等各国对于击

毙日军统计数不同的情况。

不过不管如何，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为

了消灭日本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付出了最大

的代价。

为了抗日，中国国内军民死伤超过

3500万人，经济损失达到了数千亿美元，

整个国家被打成了一片废墟。二战结束后，

基于日本国内经济也基本停摆，加上希望

中日两国能够加强双边关系的缘故，不管

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都未向日本索要二战战争赔款。这使得中

国在付出了极大伤亡和损失的情况下，却

并能收到任何赔偿和弥补。在这些事实面

前，不管中国击毙了多少日军，在抵抗日

本法西斯上中国当记头功。

流行的国际主义的《流行的国际主义》（二）

作者：（美）克鲁格曼著；张兆杰 校；张兆杰 等译1

ISBN：10位[7300034993] 13位[9787300034997]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6-1

定价：￥17.00 元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1953年2月28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1991年获克拉克经济学奖，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概述

保罗·克鲁格曼1953年出生于纽约长岛，犹太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2000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主要代表作有：《期望减少的年代》、《亚洲奇迹之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流行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大破解》、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

简介

2008年10月13日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 13时左右(北京时间19时左右)，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他将获得的奖金额度仍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0万美元)，不会受金融危机影响。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担任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人们普遍认为，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他们三人同处一个办公套间)。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个人介绍

姓 名：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出生年月：1953年2月

出生地点：纽约长岛

毕业院校：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

获得学位：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主要工作：先后在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任教。

2000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获得荣誉：1991年获克拉克经济学奖

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简历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生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拥有理想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主要成绩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由于他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for his analysis of trade patterns and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方面取得的成就，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获诺贝奖

中新网10月13日电 综合报道，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3日晚19时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55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赴耶鲁大学任教。1982年，赴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于1991年获得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掖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的杰出贡献。

主要著作

保罗·克鲁格曼其他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地理和贸易》 ，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汇率的不稳定性》 ，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流行的国际主义》 ，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流水)

学术名望

亚洲金融风暴使全世界面临经济全面衰退的危机，但对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来说，这场灾难却使他的学术名望达到了巅峰。1994年，在亚洲经济一片看好声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语出惊人，他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专文，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因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在亚洲经济玫瑰满途的日子，克鲁格曼教授的论断犹如乐章中的不和谐音，尖锐刺耳，举世为之哗然。3年后的金融风暴印证了他的独具慧眼，也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克鲁格曼教授以其先知先觉的预见性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现在，当这位年仅45岁、名声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开口说话的时候，似乎“风雨飘摇”中的世界都会凝神倾听他的声音。作为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克鲁格曼教授善于将复杂沉闷的经济课题，用深入浅出、风趣犀利的文字向公众表达。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把握问题的本质所在，超越传统理论的迷思，使学生深刻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他总是超前别人两步”， 《财星》杂志对他的创造力充满敬仰。

获奖理由

克鲁格曼因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研究贡献而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克鲁格曼创立并阐明了一套全新理论，用以回答与自由贸易相关问题。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声明中说：“自由贸易与全球化有什么影响?全世界范围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保罗·克鲁格曼创立并阐明了一套全新理论，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声明同时强调说：“他也因此全面整合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今年六项诺贝尔奖中最后颁布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瑞典著名化学家、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遗嘱中提及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1969年第一次颁奖，其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克鲁格曼的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具体指，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的成功验证，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资料显示，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此次，保罗·克鲁格曼的胜出，在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争夺上爆了一个不算是“冷门”的冷门。此前的各方预测中，热门获奖人前三组中，未能看到克鲁格曼的身影。然而，克鲁格曼仍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青睐的自由经济学派代表。他的夺标，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派的胜利。也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

魔咒再现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此次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无疑更具有意义。

经济学奖“魔咒”再现， 《华尔街日报》曾说,“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出了名的困难”。本年度经济学奖的最终评选结果再次验证了这句话,此前虽有媒体和知名人士列出了有望折桂的数位经济学家的名单，但仍未能将最终的获奖者网罗在内。依照惯例汤姆森·路透公司针对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3组预测名单分别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汉森、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其运用计量经济学等复杂的经济理论来对实际证券市场进行预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阿门·阿尔奇安和哈罗德·德姆塞茨，因其在知识产权理论方面的贡献，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因其在税收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成果。但保罗·克鲁格曼的横空出世，无疑又一次让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魔咒”得到了验证。

金融危机“成就”诺贝尔奖

经济学界的“黑嘴”克鲁格曼教授就成功预测了亚洲模式不可维系，在当初的众人为亚洲四小龙的一片叫好声中，提醒说东亚模式会有危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克鲁格曼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可以说是一次精准的预测，克鲁格曼也因此声名鹊起。在2008年3月17日，他在接受美国经济杂志《财富》的采访时就美国当前经济状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因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在10年时间内都未完全恢复元气,“我很担心这种情况在美国发，估计2010年中期美国经济能够复苏”，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滞这种状况将长期持续。他表示房地产市场发展停滞,贷款困难,这将促使房地产价格继续下跌,并陷入恶性循环。此次危机有可能和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的.com危机一样严重。”从一个侧面来看,全球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成就”了克鲁格曼的诺贝尔之梦。

克鲁格曼被誉为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也是最著名的新生代经济学家之一。克鲁格曼在著作《萧条经济的复兴》中，为我们描述的萧条经济学的宗旨，也就是对于“免费午餐”的研究。“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经济学中最言简意赅的句子。它指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想要多一样东西，必须少要另一样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但是在大衰退下“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对于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教授表示，为了防止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美国政府应避免投入大规模救济资金，政府用预算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后要适时将其卖出。克鲁格曼能否成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救世主”，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自由贸易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中的贸易格局与经济活动区位一直都是经济争论中的焦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全球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保罗·克鲁格曼阐述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因此还将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中之前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综合在了一起。克鲁格曼的研究方式是基于大量的商品和服务都可以长期连续、并以一种更为廉价的方式生产出来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这种理念通常都被称作规模经济效益(economiesofscale)。在此同时，消费者要求获得各种各样的货源，这就使得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取代了地方市场原来的小规模生产。在世界市场的大规模生产过程中,同一行业公司生产出来的类似的产品间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由于各个国家的不同，导致了部分国家出口农业产品，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出口工业产品。新的理论则澄清了，为什么全球贸易事实上被那些不仅有着类似条件、同时还贸易类此产品的国家所主宰。举例说，瑞典就是一个大量出口、同时又大量进口汽车的国家。这种贸易就使得大量专门化、大规模化的产品出现，从而导致了商品的低价及商品的多样化。规模经济效益与运输成本的降低同时也帮助我们进行解释，为什么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中，以及为什么类似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低运输成本可以引发一种自我强化进程,同时城市化人口的增长也促使了大规模成产的增加、更高的实际收入,以及更为多样化的商品来源。这样的结果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向城市的移民行为。克鲁格曼的理论显示出了,这些进程成果能够很好的帮助全球地区划分为高技术城市化核心地区和不太发达的周边地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具体指,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的成功验证,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而在此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危机

克鲁格曼荣膺诺奖经济危机预言屡屡应验，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克鲁格曼的获奖源于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方面的成就，而这位《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更为人所知的却是其措辞严厉的“倒布”言论。在他的专栏和讲话中，克鲁格曼不止一次抨击了布什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在克鲁格曼看来，布什政府在前几年实行的过于宽松和松散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加速了这一轮金融泡沫的破灭。

当前危机堪比“大萧条”

“这太令人意外了。”在得知自己获奖后的第一时间，克鲁格曼激动地说。尽管早就为外界看好是诺奖的热门人选，但幸运女神却迟迟未能降临到克鲁格曼的头上。“(在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冲去洗了个澡，准备参加随后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又忙着打电话给太太、父母和朋友们报喜，忙得连喝杯咖啡都没来得及。”在随后通过电话进行的记者会上，克鲁格曼难以掩饰自己的喜悦和兴奋。不过，这并未妨碍他作为一名知名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在克鲁格曼看来，“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和上世纪90年亚洲金融风暴同样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在某些方面可与大萧条时期相提并论。”克鲁格曼在业界被人称道的还有他对一些重大金融灾难的成功预测。1994年，在亚洲经济被广为看好的背景下，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上撰文批评亚洲模式，认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1996年克鲁格曼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干脆直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1997年，危机爆发了。2000年，克鲁格曼又在“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2006年8月，克鲁格曼撰文说，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目前美国房价已经出现全面下调地趋势。

盛赞全球大胆救市

克鲁格曼特别称赞了上周末在华盛顿聚会的全球各国财金首脑们的大胆救市举措，他笑称，与当天获知得奖后的感受相比，他在上周五受到的震动似乎更大一些。在10日的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一致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旨在稳定全球金融形势，恢复市场信心，支持经济增长。G7表示，当前的形势需要“紧急和非同寻常的”行动，该集团成员国将继续共同努力，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信贷流动，从而支持全球经济增长。根据这项计划，该集团将采取决定性行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支持那些对金融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金融机构，防止它们倒闭。该集团还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解冻信贷和货币市场，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获得流动性和资金的广泛途径。召开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特别会议也传递了类似信息。会议强调，20国集团将团结一致，深化合作，“将采取一切经济和金融手段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良好运转”。此后两天各国的具体行动也体现了救市的决心。美联储联合四大央行13日宣布，将史无前例地向金融体系提供“无上限”注资，以缓解短期美元融资市场的压力。而欧元区15国上周末也通过了一致的金融救援计划，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都相继推出了总额超过数千亿欧元的金融业援救方案。

以“倒布”言论著称

克鲁格曼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在的颁奖声明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评述说，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评选委员会认为，克鲁格曼将原本关系不大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地域研究有机结合为一体。他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贸易容易被那些出口和进口同类商品的国家所主导，比如瑞典，该国就同时出口和进口轿车。“这样的贸易模式使得专业化和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导致更低的价格和多样化的商品。”委员会表示。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评级克鲁格曼的获奖时说，国际贸易理论早在25年前就已止步不前，而克鲁格曼的创造性研究赋予了贸易理论新的生命。不过，与其相对专业的学术成就相比，克鲁格曼更为人所知的似乎是他的“倒布”言论。作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在许多场合都公开抨击布什政府的政策，不管是伊战还是减税案。在克鲁格曼看来，正是布什政府前几年推行的过于宽松和缺乏监管的政策，催生了此后的金融泡沫，最终引爆今天的危机。“布什先生令我们的政府堕落，并且损害了立法的原则。”克鲁格曼在2007年5月18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他已将美国领入‘战略灾难’和道德贫穷。”在金融风暴势头正猛之际，克鲁格曼近日又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以“现钞换垃圾”。

历年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01年-2008年)

克鲁格曼高谈阔论

2001年：乔治·亚瑟·阿克洛夫、安德鲁·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

2002年：丹尼尔·卡内曼、弗农·洛马克斯·史密斯

2003年：罗伯特·F·恩格尔、克莱夫·威廉·约翰·格兰杰

2004年：芬恩·基德兰德、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2005年：罗伯特·约翰·奥曼、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

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

2007年：里奥尼德·赫维克兹、埃里克·马斯金、罗杰·梅尔森

2008年：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一、零和世界？

1．竞争力：危险的偏执

2．证明我的观点

3．贸易、工作和工资

4．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吗？

5．国际贸易冲突的幻象

二、好的和坏的经济理论

6．美国竞争力的神话和现实

7．经济外交往来

——评劳拉·德·安德烈亚·泰森的《鹿死谁手？》

8．大学生应该懂得哪些贸易知识？

三、新兴世界

9．挑战传统认识

10．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令人不安的真相

11．亚洲奇迹的神话

四、技术和社会

12．技术的报复

13．世纪经济的本地化

索引 《国际经济学译丛》总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增长、冷战结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日益融为一体。与之相适应，研究各国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经济学本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各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状况。它不仅研究开放经济中的商品生产、消费、市场价格决定和生产要素流动等微观行为，也研究汇率、国际收支、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宏观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开放的经济来说，国际经济学是一门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经济学科。 鉴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 国际经济学……

高分悬赏，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联系、沟通、交流、互动的客观历史趋势。它是伴随着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西欧迅速发展,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一） 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

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

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

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

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

（二）中国的问题

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同时，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这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回收率低而导致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另外，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进出口体制、货币体系、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金融体系监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场化的趋同要求。

因此经济全球化无论从内在体系上，还是外在环境上都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国策略。

（三）中国的大国策略

中国是历史上文化大国，也是现实中地缘政治大国，正致力于成为未来的综合性大国。所有这些决定了她的战略定位及其选择不同于任何大国。作为国际地位日渐提高、实力不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就构成了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种需要之间彼此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系统：从基本的生存权益需要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通过自助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有重要贡献的大国。

第一，主权需要。它包括领土完整，内政不被干涉，这是一国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权需要与国家统一密切相联，互为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主权过时论”在西方兴盛一时，“新干涉主义”抬头，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就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

第二，稳定需要。与主权需要一样，稳定需要同样涵盖了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内涵。稳定分为内部社会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稳定。前者需要强大政府并建立有力的政治、经济秩序，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后者是指建立在“主权需要”层面上的“防卫需要”，“防卫需要”也就是拥有影响和控制周边危险事态能力的需要，从而才能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

第三，发展需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都在拼命迅跑，以在未来竞争中争夺力量制高点。对中国来说，发展既必要又紧迫，因为惟有发展才能提高综合国力，并使和平自主的对外政策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反过来，社会不发展、经济衰落，则内部社会震荡及民族问题会被激活，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也不论国家制度及意识形态差异，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个国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权不完整的表现。对平等需要的强调，是对强权政治及霸权行为的反对，它要求利益与机会均等，反对因文化歧视、贸易歧视而对某国作出的单方面限制。

第五，正义需要。中国的地缘政治及文化历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国的使命，即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已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大国的必要道义形象。这种正义需要包括作为一个大国在联合国扮演积极的更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小国、弱国权益、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始终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一个国家惟有发展具备一定实力，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反过来，一个成为负责任的国家从而树立起正义形象，也必然给它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支持。

简言之，主权、稳定、发展、平等、正义五个层次的利益需求，是一个由基本层次向更高级层次的逐步递升的过程，利益需要层次的拓展，也就为外交及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深的内涵和意义。

三、 交往理性的指导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是通过分析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揭示交往理性内涵的，而这种分析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中。这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来发掘交往行为的理性内涵，并从语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之中，归纳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和基本规范。因此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可以从他关于语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论论述中着手进行。

1、语言和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内蕴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他对交往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interaction)。这种交互活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从他对交往行为所下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交往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交往行为是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达到共识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体必须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通过对话以求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一致”。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即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哈贝马斯联系言语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对应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事态存在的”;论及社会世界时，陈述应该是正确的，“社会世界的意义可以解释为是涉及规范存在的”;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该是真诚的，主观世界是“主观经历的总体”“可以通过真实表达的经历原理来说明主观的东西”。

他还特别指出，在语言行为中，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体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显出来，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确性时，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语言原初地蕴含着“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这便是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的基本内涵。

（二）哈贝马斯对全球问题的设想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与全球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哈贝马斯解决全球问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商谈伦理学说，一个是超越民族国家理论。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交往理性在现实中的应用。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他把合法性问题与规范有效性联系起来，认为合法性问题本身应当是一个规范有效性问题。对于规范有效性问题，有与危机理论相关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交往共同体，一个是普遍利益。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规范上可以达成共识，就无法说明规范有效性问题。交往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商谈、对话共同或一起来确定规范的有效性，这不仅是一种认知活动，更在于这是一种普遍利益的共识。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普遍利益原则能够得到贯彻，所谓利益的普遍化，哈贝马斯指的是可以通过交往(沟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机意味着普遍利益受到压制。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对普遍利益的压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以语言作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钱和权力作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于以可普遍化原则作为先决条件的话语论辩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让沟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为的交互主体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外在或内在压制的生活世界里。哈贝马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同样主张以语言为媒介，交往主体通过对话、沟通达成一致和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在解决全球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空想性，那么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则可以说是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的具体措施。

哈贝马斯清楚地认识到，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将社会冲突引向对外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之后，民族主义的整合力已消耗殆尽，西方各国不得不在社会总产值中支配很大份额，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就业的政策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化解了阶级对立，稳定了资本主义。但是，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际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一致，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问题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再说经济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也就是说，只有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继续原先由民族国家采取的社会福利措施，对抗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民主。他认为只有坚持政治先于经济，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才能使现有的社会长治久安。

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一方面，市场的扩张遇到了地球幅员的限制，资源开发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变小的世界己不允许人们将行为后果外化:无须担心制裁，而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他人一如其他社会部门、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或子孙后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无论在重大技术的跨地区风险上，还是在富裕社会的工业所制造的危害整个地球的有害物质上，都表现得同样明显.”单个国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贸易，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并且，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也必须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面对上述人类共同的严重问题，“各个国家都必须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

他一再指出，经济全球化造成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贫困者和无社会保障者增多，这方面的指数确凿无疑，社会分化的趋势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

哈贝马斯的设想，具体而言，就是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是由于地理的和经济的基础扩大而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加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他还认为仅将原先民族国家的调控能力转移给跨国性的政治共同体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以政治来克服“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具体做法是，“要引进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意志构成因素，并保证政治决策的约束力”也就是将国内的民主扩大到国际范围，借助各政治实体的市民社会和政治舆论，形成世界性的强制互助意识。只有当公民要求大力转变对内政策形成观念压力，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意识才会发生变化，才会日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的成员。

（三）哈贝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约束工具理性

哈贝马斯系统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滥给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确立交往理性。在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解决全球问题同样是适用的。由于工具理性的扩张，使人们片面地认识和对待自然以及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就产生了许多全球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的实质是:在目标确定的情况下选择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给定的条件下现实地权衡和制定所要实现的目的。在他看来，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间的交往中遵循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技术规则的特殊规范。这种规范必须通过语言的共识来形成，并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自觉地进行物质必需品的再生产或工具的使用，而在于能够使用语言。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最终必须落实到语言。以语言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主要应归结为建立在特定观念和原则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要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必须在主体间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理性来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现实中，就是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人们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虽然科学技术能大大发展生产力，能极大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无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虽然作了过分极端的评价，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他对滥用科学技术的后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对于当前的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如何看待人类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用科学技术。我们在改造自然时，也有一个限度问题，不能无限度索取。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约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规范

针对目前的全球问题，各利益主体也达成了不少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很不令人乐观，甚至有的协议形同虚设、有的协议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规范的制定出现了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对规范的作用做了阐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强调以语言为核心的交往活动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会规范建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将生活世界合理结构的整复定位于交往理性的重建，并将此提升到“话语伦理学”的高度，视其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主张依此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实践，使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成为非法，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实质上，“话语伦理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即他的“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于是，人们就必须相互理解，而人们之间要实现相互理解，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一方面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另一方面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规范是对话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认为普遍化的规范的确立，必须排除强制的因素，也就是说对话伦理学的规范原则，必须是人们能够自愿接受的。

那么，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怎样才能保证规范为一切人所接受?哈贝马斯认为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决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对话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语言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获得保证。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普遍承认和遵守的规范是主体间顺利展开对话，实现交往合理化的条件之一。规范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就是普遍有效性，这是他的对话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确保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原则，即论证原则。他认为真理是由共识形成的，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主体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说，一个规范是通过参与对话的主体共同论证的结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都根据自由意志确定何者为普遍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现存的普遍原则决定人们提出的伦理规范是否正确、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体的相互讨论中，由共同认同产生普遍的规范。规范既然是各利益主体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经过论证而形成的，那么规范就体现着各主体的共同意志，他们必然会遵守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理论指导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从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对话、商谈并遵从一定的互相认同的规范而达到合作与协调、寻求共存、互利发展的心理趋向、认知构架与行动取向。哈贝马斯认为运用着认知构架可以较好地分析显示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总的看来，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是如何消除冲突、达成协调和寻求互利发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处在于真正突出了社会历史共在主体的作用，它不再把社会共同主体看作先天地内在同一的普遍化整体，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提升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而把其他社会成员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而是看到各个历史行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差异的同时找寻到了社会历史共同主体的内在同一性的根据及现实途径。

我们要解决全球问题，除了运用来分析全球问题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鉴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积极寻找全球问题的出路。

（二）实践指导——以货币为例

在此基础上，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应采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论，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利益主体进行长期重复进行的合作博弈，在国际范围内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争取能源、资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秩序陷于混乱。金融自由化浪潮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开放了大门。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高经济增长后，由于国内经济体系内在扭曲，相继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几十年的奋斗的成果被国际资本吞噬。拉美开始出现“美元化”现象，被认为是全球化消除货币民族特征的一个标志。但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这明显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在亚洲范围内需要一个实力与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国家来承担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火车头，目前还期待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国际交往能力、制定协议能力的增强。

因为，现代国别货币(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种制度工具,它以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 又服务、支持并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当一种国别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时,这种工具不仅给该货币的发行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使发行国无偿地、长期地占有他国的部分商品和劳务,也有影响、为难甚至于左右他国经济的功能,并影响他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以至于文化、意识形态等。国别货币的国际化,有着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国际社会权力效能。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样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 反过来,经济的全球化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别货币国际化的效能。

由此可见，国际范围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个利益联系体，其次相互理解与信任是基础，第三还需要维护机制运行的约束机制。

在货币合作方面，欧盟、欧元走在东亚的前面，启动东亚的货币及经贸合作。可以成为建立中国、日本、韩国为领头羊的亚洲货币机制良好借鉴。

（李谓文 原创）

六、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著译.重庆:重庆出版，1994

[2]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c.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