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温州人为什么那么多保时捷宝马奔驰?

2.国家出租车改革具体怎么实行全国都一样吗

3.柳市到温州大学城有多少公里?大概要花费多少油价?谢谢~~~

4.谁能告诉我油价下降后闹柴油荒 司机没油加民营油站无油卖的感想

温州人为什么那么多保时捷宝马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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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3月26日电(记者 沈锡权)宝马、奔驰习以为常,法拉利、保时捷等世界级跑车的轰鸣声也时常可以听见。只要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名车,在温州的大街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据不完全统计,温州目前宝马有6000多辆,奔驰3000多辆,而国内温州人拥有保时捷、宝马数量约占全国10%。 华晨宝马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7年末,宝马品牌汽车在中国大陆保有量累计达12万辆,销量最大的地区为杭州、温州、北京、上海、深圳5大城市。2007年末,温州地区宝马的保有量突破6000辆,约占宝马品牌汽车在中国大陆保有量的1/20。 业内人士分析,从“温州人”这个概念说,这个数据还不是完整的,因为不少温州豪华车车主去外地购车,或把奔驰、宝马、法拉利、保时捷、宾利等豪车开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上牌照。事实上, 温州籍的宝马客户比例约占中国大陆1/10。 国内宝马汽车最大经销商之一、温州浙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荣介绍说,2007年,温州地区的宝马销量超过了2200辆,连宝马亚洲地区销售经理来考察时都惊诧于温州这个中国地区级城市的消费能力。 此外,温州的奔驰保有量虽然不高,但人均拥有率在全国却可以排到前三名。2007年温州地区保时捷上牌数字为191辆,约占保时捷在中国大陆的销量的1/21,加上在外上牌的温州客户,保时捷温州人客户比例约占中国大陆1/10。 荣说,宝马和奔驰等高档车的主要消费力量来自于高收入群体,特别是当地4万多家私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企业老板。购买豪华车的人最看重的是品牌,其次是车的品质,油价上涨、消费税调整等因素对豪华车市场影响不大。有能力消费100万元以上顶级豪华车的人,对价格并不敏感。温州老板用车习惯调查 宝马与奔驰仍是主流2008-03-28 10:52 稿源:温州网-温州商报 编辑: 徐琼峰

据温州车管所及相关汽车销售公司的最新统计:截至2007年底,温州地区宝马保有量已经超过6000辆,奔驰则超过3000辆。仅2007年,温州地区的宝马销售数量就达到了2200辆,而其他奢侈品牌如保时捷也在迅速“普及”,上牌数量达到191辆……事实上,算上外地上牌的情况,在宝马、保时捷等品牌的拥有量上,温州人占据了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

温州人(尤其是温州商人)爱名车的消费习惯在过去的十年里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在一个关于温州企业家汽车消费习惯调查中,接受记者访问的二十位温州企业家却用他们自身的体验对这一组数据做了一些补充说明:用豪华车一方面是为了舒适,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展示公司形象;企业家对于品牌的重视远甚其他因素……

换车频率:3-5年

20位企业家中最少的换车1次,最多的为3次。多数企业家为自己定下的换车频率是3-5年。在20人中,2000年以来换车3次的并不罕见。他们普遍认为,换车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跟上主要车型的潮流,使企业用车与企业形象保持一致。许多企业家对2000年以来的首次换车印象深刻——他们有着一些共同之处:大多是从如桑塔纳、尼桑、沃尔沃等各种品牌换成了宝马或者奔驰;这一次换车是伴随着企业发展历程中很重要的一次实力提升。

“汽车是身份象征”,这句话虽然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很多人都不认同,但他们同样很无奈地认为,在许多商务活动中,这句话是成立的。

宝马与奔驰是主流

2006年12月,富得宝家具董事长林潘武准备换掉自己用了数年的沃尔沃S80,当时他看中的是奥迪A8,但是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很快集体“否决”了他的这个念头,因为他们认为,与奥迪相比,最能衬托公司形象的是奔驰,最后敲定了奔驰600——这并不是说奥迪A8就一定不如奔驰600,只是在温州人普遍地“粉”宝马、奔驰的环境下,这样的选择成为大势所趋而已。

尽管从数据上看,宝马的保有量达到了奔驰的一倍,多数温州老板都经历数次在宝马与奔驰之间更换用车的经历。当然,这两个品牌也并非没有对手,事实上,每位企业家在换车时都是将数个品牌列入考虑范围,在采访中,也有个别企业家明确表示,下一步的目标是宾利。

企业家开车的里程数在减少

在数年前,《民营经济》周刊曾对20位温州企业家的每年汽车里程数做过调查,发现温州老板相当“辛苦”,里程较多的一年五六万公里,而达到4万公里的也不在少数。此次20位企业家中,除了个别已经记不清2007年里程数之外,一年开车2万-3万公里的占多数,最高的也不超过5万公里。

企业家们表示,除了短途自己开车之外,一般里程100公里以上的都会带上司机。而那种跨省的行程,除非考虑到在当地要长留用车不便,一般不会开车前往。鸥鸟王鞋业总经理赵仲华表示,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无论在买车还是在用车时肯定是排第一位。冠盛集团董事长周家儒回忆说,自己开车最长的一次经历是在美GUO,为了拜访客户,从亚特兰大沿着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绕了一圈,车程2000公里。这是很难忘的经历,但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就够了。

国家出租车改革具体怎么实行全国都一样吗

2月28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张伟在广播上听到一条消息: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三部门负责人表示,全国各地将逐步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同时还将普遍开展以车辆承包费用(即“份子钱”)、社会保险、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

那一天,张伟和往常一样,凌晨4点钟起床,坐两个小时公交车从顺义到城里交班拿车,开车开到下午1点左右,正是犯困的时候。本来已经昏昏欲睡的张伟,听到“份子钱”三个字顿时精神了起来。

开了近10年出租车的张伟觉得,无论是企业员工制还是承包挂靠制,都是要交份子钱的,如果份子钱真能跟公司协商有所降低,日子会好过一些。

但直到3月5日,张伟也没从公司方面听到任何好消息。

张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北京出租车司机本来准备在2月27日和28日举行罢工,因为油价一直在涨,份子钱却一直不降,出租车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但后来罢工并未成行。

“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远不是员工制、工资集体协商可以解决的,当前出租车行业存在的份子钱高、黑车多、出租车司机频频罢工、打车难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租车行业数量控制、准入限制等管理体制导致的行业垄断。”长期关注出租车行业改革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份子钱背后的垄断体制

“份子钱已经从以前的1000多元涨到了3200元(张伟是双班司机,双班车每车每月向公司交份子钱共6400元;其所在公司单班司机每车每月交份子钱5000元左右),油价也从原来的每升三四元涨到将近每升8元,但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脑子里就要算一下,交给公司3200元的份子钱挣够了没有。一个月拉活的钱,1/3交给公司,1/3是油费,剩下的1/3才是纯收入,也就3000多元。所以基本上一个月有一大半时间是白干的。”谈到份子钱,张伟不由地激动起来。

和张伟一样,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要向公司交份子钱,而这和当下的出租车经营模式有关。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司经营模式,也称承包挂靠制,即出租车经营权(即平时所说的牌照)归公司所有,由公司买车把经营权承包给个人,个人每月向公司上缴份子钱和管理费,或由个人出钱买车、一次性支付牌照费(经营权使用费)后挂靠到公司名下,每月只向公司上缴管理费;一种是个体经营模式,即政府把出租车经营权直接授权给个人,个人经营的收入扣去油钱、修理费等,都归个人所有。

“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公司制模式下的承包挂靠制,新入行的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一般只能选择向出租车公司承包经营权。温州则是少数推广个体制模式的城市。”由晨立说。

在张伟眼里,那些为数不多的个体出租车经营者太幸福了,他们每天只用工作五六个小时,就可以赚取跟张伟一样的收入。

1993年以前,对出租车牌照的审批并无限制,各地出租车行业迅猛发展,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司机收入下降、交通拥堵等负面问题。随后各地开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严格的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纷纷停办出租车企业,并停止向个人发放牌照。紧接着各地政府又推行公司制、规模化运营,随着公司之间不断的兼并,原有的牌照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

2004年,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各地政府相继发文确认了出租车行业作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实行特许经营,并继续以特许经营的名义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各地出租车经营权出让的相关管理办法后发现,在出租车经营权的取得上,出租车公司几乎占据了垄断地位。一方面,出租车经营权基本均由出租车公司取得,公司只需向政府缴纳每车每年5000元至15000元不等的使用费(北京等少数地区实行无偿出让,出租车公司无需缴纳使用费),而出租车司机交给公司的份子钱却高达每月每车3000元至5000元。另一方面,对于少量、新增的出租车经营权则会通过拍卖或招投标的方式有偿出让,而由于种种限制性条件,出租车公司之外的个体经营者很难获得竞标资格。

同样长期关注出租车行业的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文认为,由于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特许经营,进行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的经营权形成了垄断性占有,出租车公司在用较少的钱获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坐收高额份子钱,而在底层拼命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却只能分得很少利润,这也是导致出租车司机对公司不满的重要原因。

既得利益者阻碍行业改革

对于现行的出租车管理体制,研究人士多有微词。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曾经把北京出租车行业描述为“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对此由晨立表示赞同。

“出租车公司利用垄断地位获取收入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出租车公司的运营成本很少有公开数据。2006年北京市出租车运价听证会期间,出租车企业提交给听证会代表的一份审计报告,其中列举了驾驶员工资、车辆折旧费、五险一金、管理费等13项开支。只是出租车公司可以通过会计手法增加经营成本,比如说支付场地费、员工工资等,公司甚至可以把利润做成负值,以偷税漏税,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损失。”由晨立说。

由晨立认为,正是由于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单个的出租车司机在跟拥有大量牌照的出租车公司对话时处于弱势地位,在承包费、管理费等方面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只有拼命工作以换取跟工作量不相符的收入;同时政府又对市场上的出租车数量进行限制,近年来向市场上新投放的出租车非常少,而城市居民对出行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打车难、黑车多等问题的出现。

“现行的出租车行业管理制度造就的行业垄断,是造成当下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个体制,推行'员工制',份子钱、劳动收入等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并不一定能真正实施下去,整个行业的面貌也不会有所改变。”由晨立补充道。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各地也相继针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上海市曾降低份子钱以减轻司机负担;宁波市为了防止市场炒作出租车牌照,制定《宁波市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价格评估暂行办法》,规定凡进行继承、转让和交易的出租车,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出租车营运权价格评估交易中心进行评估;温州市率先抛弃承包挂靠制而推行个体制。

但由晨立认为,这些改革和三部门最近出台的政策一样,均未触及出租车行业的核心问题,相反,温州市的个体制模式还衍生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温州的出租车牌照由于稀缺性、且可以抵押到银行进行贷款,导致牌照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牌照价格曾一度飙升到140万元,而温州推行个体制时,牌照用3万元即可买断。

“要改变出租车行业的现状,一定要打破数量管制和准入限制。这个观点我们提了很多年,但行业的改革一直推动不下去,究其原因还是跟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有关。”由晨立分析道。

由晨立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进行过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有些城市的政府部门和出租车公司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触动现行体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租车公司的利益。

“即便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的利益没有捆绑在一起,现在那些大的出租车公司也有阻碍行业改革的利益冲动,他们合力也会对政策产生影响。”由晨立说。

由晨立甚至认为,出租车司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出租车司机之所以对黑车的存在这么不满,并且因为黑车的存在闹罢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黑车的出现分割了他们的利润,一旦把这个行业推向市场,可能对现有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影响。资料显示,早在2009年,北京黑车总量就达到7万辆,已经超过正规的出租车数量(6.6万)。

而出租车司机的数量又很庞大,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700多家出租汽车企业,有100多万辆出租车、200多万名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群体一旦对制度改革不满,很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这可能也是政府尚未推行改革的一个顾忌。但我们不能因为改革有风险,就拒绝改革。”由晨立认为,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弥补因改革对出租车司机群体乃至现有出租车公司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比如在出租车行业市场化之后,国家就不用每年对该行业进行补贴,以往每年60亿元的油补就可以省下来对先前进入的行业者进行一定的补贴。

打破垄断后的制度设计

打破数量控制后,出租车行业应以公司制的模式经营,还是个体制的模式经营?出租车的价格是否还要跟现在一样进行政府定价?

欧爱文认为,一旦破除了准入限制和数量控制,是以个体化的模式运营还是公司制的模式运营就不再是问题,这两种模式也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就像开餐馆一样,可以有小饭馆也可以有大饭店。

业内有一种观点是,公司制优于个体制,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本。

但欧爱文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合理,个体制运营的出租车司机由行业协会进行监管,这并不会增加管理成本,相反由于行业协会对出租车业的性质更为了解,监管起来或许会更加得心应手。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前北京的1000多名个体出租车司机就是由在北京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下属的出租车分会进行监管,改革推行以后,也可以照此思路进行管理。

不过欧爱文和由晨立都认为,由于出租车行业涉及公共利益,政府不能把行业完全交给市场,还应对出租车司机的技术水平、出租车的安全性能等涉及公共利益方面进行干预,制定相应的从业标准。

在把整个行业推向市场之后,欧爱文认为也应改变当下对出租车行业的统一定价机制。

“不同等级的服务应该有不一样的价格。不过为了避免漫天要价等情况的出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可以由政府制定指导价,制定一定的价格区间,允许出租车公司或行业协会根据不同时段的油价、不同的服务等级等进行价格调整。但一定要在出租车的醒目位置明码标价。”欧爱文说。

柳市到温州大学城有多少公里?大概要花费多少油价?谢谢~~~

大概40多公里,15元过路费,油费要看你是什么车,多大排量,这个不好回答,一般1.6的车,开空调,正常行驶大概只需要10员钱。

你在柳市上高速后到温州南下,再走梧田大道,很快就到了。

谁能告诉我油价下降后闹柴油荒 司机没油加民营油站无油卖的感想

成品油价格刚刚下调,油荒就如约而至。“一降价就油荒”的恶性循环再次在这个秋末上演。

自10月9日下调油价以来,有过万民营加油站面临柴油断油问题。浙江、内蒙古、福建、四川等多地的加油站出现限购柴油或无油可加的现象,民营加油站更是因此抱怨声连连。

过万民营加油站断油

或再现油荒

近几年来,“油荒”的问题爆发的可谓频繁,其中第三季度末到第四季度秋收秋种的季节正是油荒的高发时期。今年的冬天可能会面临新一轮油荒危机,目前部分地方的民营油站已经开始闹油荒。成品油下降仅仅一周之后,便又见“油荒”。

日前,在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来自浙江、内蒙古、福建、四川等地的民营会员企业都表示无法从从中石油(9.74,0.00,0.00%)、中石化进货柴油。

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告诉《证券日报(微博)》记者,目前全国有44005家民营加油站,其中,过万加油站面临柴油断油问题,这些加油站集中在四川、内蒙古、浙江温州等地;这些加油站在批发市场上,难以以国家规定的批发限价买到柴油,只能买到按最高零售限价甚至更高价格销售的柴油。

中石化有关销售人士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要首先保证自己的加油站柴油供应,民营加油站是企业,中石化也是企业,我们是要保障市场供应的,没有保证民营加油站供油的责任。

而对中石化这一说法,相关专家也纷纷表示了不满。

“中石化这样说明显违背了新36条。油源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给了两大油企,扶植和发展民营企业是他们的责任。而不应该依仗垄断来制造油荒。”赵友山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微博)也表示,中石化这个说法不对,民营加油站个数超45%,不保如何保证市场供应?

“民营加油站主要市场是农村等偏远地区,两大油企不愿意占据的市场,如果两大油企不给油,民营企业撂挑子的话,农村等偏远地区的的柴油供应保证不了,对农业发展相当不利。”赵友山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加油站95571家,其中民营加油站44005家,约占全国总数的46%。民营企业销售石油总量约占我国石油消耗量的1/3,民营石油企业仓储能力3000万吨,码头吞吐量在2500万吨;石油批发和零售行业从业人员达100多万,民营石油企业每年上缴国家税收600多亿元。

赵友山指出,此外,民营加油站的困境主要就是油源,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渠道,地方小油厂根本保证不了其能有稳定的油源。

两大石油巨头惜售

民企高价拿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从10月9日零时起下调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汽柴油均下调300元/吨,大约每升分别降0.22元、0.26元。此次成品油价调整系16个月来首次下调。

民营油企却表示,虽然油价下降了,但民营油企却遭到了两大石油巨头的“断油”,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的油品供应却比油价下调前还要高。

由于国内油价下调,再加上国际油价在最近一周出现强劲反弹趋势,因此两大油企因利润收窄和预期油价上涨而采取惜售。

此外,息旺监测数据显示,截止到日前,国内0#柴油批发均价为8332元/吨,而通过计算后,全国零售均价为8230元/吨,批发价格较零售价格每吨高出超过100元。

批零倒挂的现象也使得两大石油巨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资源,有一些停批或者控量的措施都可能导致市场上油紧张的情况。

有评论指出,两大油企“断油”目的很显然,一是制造新一轮的“油荒”,向发改委说不,向全国人民“逼宫”请愿,最终恢复曾经的高油价(目前的油价尽管仍然很高,但相对于降价前毕竟要低一些);二是联手扼杀民营油企,然后直接插手用油企业,最终彻底取代民营油企,进一步强化自己在成品油行业的垄断地位。

“两大油企不愿意对民营企业供油,是因为对日前油价下降不满造成。每年秋收秋种季节闹油荒实际上都是人为原因。”赵友山说,国家应该尽快批准民营企业进口成品油。

“成品油产业链垄断加政府定价,如果政策上不有意识、实质性留给民营加油站的生存发展空间,民营被国有油企挤出去只是时间问题。”林伯强说,与国际市场油价、国内供求关系同时“背离”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是导致“一降价就油荒”的主要原因。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陈炳才也表示,导致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成品油的调价机制不顺,体制和制度问题。中石化和中石油的石油、成品油进口垄断,是因为政策赋予他们进口垄断权,因此,根本的问题和出路在于放开石油、成品油的进口垄断,允许所有企业进口石油和成品油。也正因为石油进口的政策不公平,导致很多企业想在境外投资石油产业,也无法把石油进口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