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10亿美金价格是多少_90年代的10亿美金价格
1.大熊猫只有中国才有么?大熊猫有多贵重.
2.马云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3.97年泰铢为何贬值？国际炒家怎样进攻港币的？
4.华为集团靠什么赚钱的呢
5.OMO商业模式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6.E46、135i、E39、Z8 这9款最棒的宝马不需要M-Power来证明自己
大熊猫只有中国才有么?大熊猫有多贵重.
全球唯独中国 CHINA 才有大熊猫，数量只有200~300只。非常珍贵。
送给各国的大熊猫，受欢迎程度超过国内。
1.大熊猫国外受欢迎程度不亚于一流明星。
2.黑白相间。只吃竹子。长的很憨厚，可爱嘟嘟，受妇女孩子的喜爱。他们本身就喜欢熊一类的可爱动物。
3.各国都大熊猫都很好，包括此次的加拿大，总理亲自接机啊。 亲自啊。可见待遇啊。一般的明星有这样吗？
4.大熊猫只能租赁或者赠与，不能出售的。如果可以出售，价值大约3亿~10亿美金一只。
马云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马云，男，1964年9月10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籍浙江省嵊州市（原嵊县）谷来镇， 阿里巴巴集团主要创始人，
马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赚钱也是非常厉害，但在创业赚钱历程中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争议的创始人。
外媒评价马云，则是觉得他是一个像沃伦·巴菲特一样智慧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马云可以如此的成功，它身上具备什么特征，一起来看个究竟吧
第一，马云特别有使命感。阿里巴巴刚创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记得在长城上的创业团队的那张照片，当时就有“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想法，到后来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很多挑战，其实帮助他做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还是使命感。
第二，不安于现状，勇于打拼。
一个积极赚钱的人，绝不以温饱为满足，但会“说”的人太多了，真正去“做”的人太少了。爱因斯坦曾说过，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废话。这个成功的公式在某种程度上市绝对真理。
第三，不追其完美，战略是打出来的，当你大的战略方向明白了之后，怎么身先士卒地找到那个突破口很重要，因为你不能指望下面的人把这个路给趟出来，或者他趟出来了却意识不到大部队要从这条路上去突破过去，才能扩大战果，大部分的CEO其实在这点上容易放手。
第四，反应敏锐、思路清晰，善于发现和把握网络发展规律。从中国黄页到阿里巴巴到淘宝到支付宝到阿里妈妈都验证了这一点。
第五，眼光长远，要有眼光，眼光多远，多大，决定未来。要学习别人的错误，而不是成功的地方，因为成功的原因各不同，马云说过：生意越来越难做，关键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看的是全中国，就是做全中国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的是全世界，就是做全世界的生意。
97年泰铢为何贬值？国际炒家怎样进攻港币的？
老虎基金是怎样袭击香港的
老虎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时间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是：沽空日本股票市场及日元、沽空东南亚股票市场及其货币。
香港是最后一环
1997年开始的最近一轮亚洲金融风暴早已成为过去，但从未真正远去。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每发行7.8港元须1美元外汇保证)，1998年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在香港特区政府竭尽全力之下得以城门不失；但是三年之后，世界上极少数仍实行联系汇率制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终于在内外交困之际宣布放弃货币发行局(联系汇率制的一种)制度，不能不让人重思港元联系汇率制在变化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高昂成本。
1997年金融风暴的另一个教训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与资产的泡沫化也许可以短期相互激发，但绝不可能长期共存。在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资产的泡沫如果不能自我消肿，终将被强行刺破。承担这一职能的，在1997、1998年间，就是对冲基金特别是以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为首的宏观对冲基金。
对于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国来说，这些都是相当切近的必要的反思。在这些反思的背景下，本刊特邀潘明先生对宏观对冲基金1998年袭击香港联汇制全过程所作的高度专业的解读，于是获得了意义。
潘明出生于上海，在香港投资银行界工作多年，曾先后供职于美资花旗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证券、港资百富勤证券、泰资纳华证券、美资培基证券，担任过上述机构的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等职务，1997年后与老虎基金等宏观对冲基金有大量接触，对于对冲基金袭击香港的前后过程有切身的认知。 ——编者
初访老虎基金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1997年，我在纳华证券(Nava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和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纳华证券是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其大股东是泰国军人银行。纳华刚于数月前收购了香港英资渣打银行旗下的渣打证券公司(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在东南亚经济兴盛达到顶峰之际，它的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行——当时有此目标的并不仅有香港百富勤证券(百富勤是当时香港最大和最成功的本土证券公司，于1998年初破产)。收购渣打证券后，纳华证券仍保留了渣打证券的所有网络，包括其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的办事处。
1997年二三月间，我与同事到美国纽约就亚洲投资策略进行路演，拜访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 LLP)是其中一项重要日程。
老虎基金是最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之一，与索罗斯量子基金可谓并驾齐驱。老虎基金的创办人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小城镇，从北卡罗莱纳大学商业院毕业后，在Kidder Peabody证券公司工作20年之久，1980年5月创办老虎基金，专注于“全球性投资”。在渡过10年的蛰伏期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虎基金开始创下惊人业绩——朱利安准确地预测到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股市将进入牛市，同时沽空泡沫达到顶点的日本股市(沽空指先借入股票，然后沽售，当股价下跌到一定水平再购回，赚取其中差价)。在1992年后，他又预见到全球债券市场的灾难。随着这些预测一一实现，老虎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增大，从1980年起家时的800万美元，迅速发展到1991年的10亿美元、1996年的70亿美元，直到1998年中鼎盛期的200亿美元。
老虎基金的“全球性投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股票投资，无论是沽空还是购入，老虎基金对于投资对象的基本要求是流动性好并能提供40%以上的年回报率；另一方面是对全球货币利率和汇率走势的投机。使他们在货币危机此起彼伏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令各国央行畏之如虎的，正是这一面。
老虎基金之所以在90年代成绩斐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利安•;;罗伯逊从华尔街上重金招募了第一流的分析师，从而往往能在金融市场的转折关头押对正确的方向。大多数对冲基金不会拥有很多分析员，通常借助于投资银行的证券分析力量。老虎基金这样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则不同，旗下明星级分析员的报酬甚至远远超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同行。
我们访问老虎基金当日，在场的人士有其主管宏观经济和货币投资的合伙人、新兴市场的投资主管及跟踪泰国市场的分析员。他们最关注的主题是，作为泰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纳华对泰国地产市场及金融体制有何看法，特别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泰铢贬值——当时泰铢同美元挂钩，1美元兑换约25泰铢。
我们都同意的是，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经济毫无疑问出现了过热情况。比如说，纳华证券公司在泰国上市，其市值按美元计当时竟然已接近美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可知泡沫经济已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泰国经济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早在1996年末，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Chris Wood(我曾担任百富勤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当时是百富勤证券的首席策略家)提醒我注意，因美元对日元升值不已，使得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强劲，导致泰国贸易账户恶化。同时，被地产市场泡沫掩盖的泰国银行体制坏账问题十分严重。泰国经济高度依靠外资特别是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股市和地产市场上扬。但由于泰国进出口赤字持续上升，股市和地产的泡沫迟早要破。
1996年时，光在曼谷就有相当于200亿美元的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价格的崩溃其实无可避免。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据银行业贷款总额的50%。到1997年，一半以上的房地产相关贷款是坏账！日本经济衰退，亦严重影响到泰国。一方面日资大量撤出泰国，另一方面，泰国对日本的贸易出口大幅减少，贸易账户更趋恶化。
泰铢贬值的风险已经很大，但关键是，泰国中央银行会否让其贬值？面对老虎基金人士的问题，我的同事Jan Lee回答道：泰国中央银行绝不会自动将泰铢贬值，因为他们要考虑政治。Jan Lee曾经担任过香港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老虎基金的听众们对此并不认同。
席间，一名老虎基金分析员中途退场，他要赶飞机赴泰国实地考察。
我隐约感到，对冲基金已把目光瞄准东南亚尤其是泰国；但我未曾料到，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背景：泰铢贬值
1997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主要是对冲基金及跨国银行)开始大举沽空泰铢。对冲基金沽空泰铢的远期汇率，而跨国银行则在现货市场纷纷沽售泰铢。
炒家沽空泰铢，分为三个步骤：以泰铢利率借入泰铢；在现汇市场卖出泰铢，换入美元；将换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当泰铢贬值或泰铢与美元利率差扩大时，炒家将获利。
一开始，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中央银行联手入市，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动用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投机商、大幅调高利率以提高炒家资金借贷成本，等等。
但对泰铢汇率的攻击潮水般地袭来。货币投机商狂沽泰铢，泰铢兑美元的远期汇率屡创新低。1997年6月19日，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财政部长俺雷•;;威拉旺辞职。因担忧汇率贬值，泰铢的利率急升，股市、地产市场狂泻，整个泰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中。
从纳华证券泰国总部传来的信息很不妙——相当数量的银行及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已处于技术破产状态。纳华证券总部的高层们开始担心公司会否重组或兼并。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勒令16家有财务问题的财务公司停业，要求它们递交重组和兼并计划。
7月2日，在耗尽了3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泰国央行宣布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汇率重挫20%。亚洲金融风暴由此正式开始。此时，距泰国总理差瓦立在电视上公开讲话发誓泰铢不贬值仅仅两天。
再访老虎基金
Robert Citron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
1997年6月，泰国水深火热之际，香港还处于烈火烹油的“繁荣”阶段。恒生指数达到14000至15000点之间，红筹国企股红得发紫。应美国一些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之邀，我再访纽约，作有关香港红筹国企股市场的演讲。当时红筹国企股正红得发紫。与香港市场热火朝天的炒风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基金经理们却表现得相当清醒，他们在纷纷减持港股尤其是红筹国企股。
老虎基金管理公司总部在纽约著名金融区公园大道旁一幢大楼里，占据了最高的几个楼层。接待处引人注目地铺设着以老虎为主题的大幅地毯。置身在宽大简洁的办公室中，透过四周玻璃幕墙，曼哈顿下区尽收眼底。
我告诉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罗伯特•;;塞特隆(Robert Citron)对香港市场及红筹国企股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应该大力沽售香港股票市场。按照自由现金流量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测算，我认为绝大多数香港股票的股价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纳华证券中国证券研究小组强烈建议沽售红筹国企股，地产及银行研究队伍也发出减持地产、银行类股票的建议——当时香港股票市场以地产及银行股票为主导，它们占据了恒指近70%的市值。
当时香港股票及资产市场的泡沫，已到达最后的惊人的疯狂程度。以下是一些表征：
——张新楼认购证的转手价达250万港币；
——任何一家三四线股(垃圾股)传出被红筹企业收购的消息后，股价当天就暴涨100%至200%；
——每天十大上升股票排行榜中，70%以上为红筹国企股；
——红筹国企股的狂飙，交易量的激增使得红筹国企股的证券分析员需求大增。曾与我同事的红筹国企股分析员的年薪在短短一年间急增三倍，至150万港元。
我们相信，泡沫破灭的危机已近在眼前。绝大多数市值较大的红筹股如上实、光大、北控、天津发展、中远国际、中国招商的股价已反映了今后几十年通过注资活动而可能维持的高速增长，而这样大规模的注资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投资者对红筹股公司管理层抱有的期望过高。红筹公司多是经营多种业务的集团公司，期望红筹“大班”迅速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不切实际的。这里有红筹“大班”的学习过程，也有集团内部的磨合、适应过程。在西方，投资者一般不愿买控股公司股票，控股公司股票的价格常常处于低于其净资产值状态。
谈话中，罗伯特•;;塞特隆不停地记笔记。我看见他眼神发绿，像闻到血腥的鲨鱼。
罗伯特•;;塞特隆告诉我，老虎基金的掌舵者朱利安•;;罗伯逊“已经注意到香港市场”，他相信许多股票的股价远远超过其内在价值——当时的恒生指数水平约为14000至15000点。“注意”这个词有深意。对一个管理100亿美金的宏观对冲基金掌舵人来说，朱利安•;;罗伯逊每年都在全球寻找获利机会。大规模的基金运作要求他们捕捉足够大的趋势，作出重大的策略性投资。一个或几个股票的投资机会往往不能提起老虎基金的兴趣。因为个别股票哪怕表现很好，也很难根本性地改变基金的总体表现。“注意”香港市场，意味着香港可能成为老虎基金全球投资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朱利安•;;罗伯逊看到香港可能发生一个老虎基金从中获巨利的大趋势。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在我的陪同下，老虎基金一行人对香港和内地进行了考察。
上海是我们内地考察之行的一站。在访问完上海船厂(在香港上市的H股公司)之后，老虎基金分析员查尔斯•;;安德森表示认同我在纽约时向他们所作的对于红筹国企股的分析。“这家厂根本不值这些钱(股价)——船生锈了，工人们在聊天。”安德森说。
“这是我们最好的沽空对象。”罗伯特•;;塞特隆说。“如果你们沽空，但股价仍然上升，怎么办？”我问。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特别是当众多资金疯狂追逐所谓的“概念”股时。
“我们会沽空更多！”罗伯特•;;塞特隆不容置疑地回答。
当天中午，我和罗伯特•;;塞特隆在外滩和平饭店八楼吃午饭。天气不错，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外滩和黄浦江的景色尽收眼底。
罗伯特•;;塞特隆同我聊起他的经历。在成为老虎基金新兴市场主管以前，他在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富达集团(Fidelity)负责新兴投资市场达四年之久。他经历了众多闻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如1990年沽空日本市场及1994年沽空墨西哥比索等等。他告诉我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虎基金从1990年开始沽空日本市场，直到当时为止，当年沽空的股票仍然持着空单。1991年1月，日经指数(Nikkei 225)曾冲至39000点水平，而到1997年我们在上海谈话时已下跌到16000点水平，暴跌约60%。空单持有时间如此之长，实在是因为有超出一般的大胆、坚定和耐心。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研究之上的。
老虎基金的另一个重要部署是沽空日元。这与看淡日本经济及沽空日本股票市场相关。因日元利率接近于零利率，借贷成本极低。老虎基金向金融机构大量借贷日元，然后将日元借款兑换成美元，用美元购入美国或俄罗斯国债。当时俄罗斯国债回报率奇高，年回报率达50%(投资风险也很大，1998年俄罗斯国债市场崩溃之时，投资者损失惨重)。这种投资策略就是有名的“携带交易(carry trade)”。如果用美元购买的是美国国债，则如果日元兑美元继续贬值，或者美国国债利率保持高于日元借贷利率的状态，携带交易者都将获利。
考察结束，我回到香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与老虎基金分析员多次作了关于香港股票市场的讨论。我向他们提供了纳华证券中国股票研究小组按照现金流量分析模型(Free Operating Cash flow Model)及“隐含超值”(“Implied Surplus value”)模型对红筹国企股股价的分析及原始数据。我们认为股价高估50%以上。老虎基金的研究人员对原始数据反复核实，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背景：1997年10月风波
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在横扫东南亚之后，金融危机开始掠过香港。
随着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与美元挂钩的港币相对而言大幅升值。 而从实证角度来看，新兴投资市场的货币贬值具有传染性，由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货品结构雷同，所以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可能。邻近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使得港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1997年8月14日、15日两天，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不寻常地快速下跌，港元远期汇率也相应下跌。市场上发现一些对冲基金大手沽空港币。香港金融管理局迅速反击，提高银行的贷款利息，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回来，逼迫货币投机商在极高的贷款(投机)成本下平仓。
事后看来，这是对冲基金的一次测试。尽管香港金管局看似初战告捷，但香港港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弱点已经暴露：同业折息因银根抽紧而飚升。
香港的汇率制度采用联系汇率制，是“货币发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的一种形式。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核心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发行某一数额的本土货币时，该批货币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外币十足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行。以香港为例，香港金管局规定1美元兑换7.8港元，相应地，每发行7.8港元，就必须有1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
联汇制于1983年10月17日开始实施。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中国银行发行货币时，必须根据1美元兑7.8港元的汇率，向香港金管局交付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Certificate of Indebtedness)作为所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样，三家发钞银行可凭负债证明换回美元。金管局向银行体系保证，所有银行在金管局结算户口内的港元均可按1美元兑7.8港元水平自由兑换。
联汇制对香港10余年的货币稳定居功至伟，但这一制度也存在先天缺陷。
尽管香港流通的现钞有100%的美元外汇储备作支持，银行存款却并非如此。金管局收到1美元的抵押后，才容许发钞银行发行7.8港元现钞。在这基础货币之上，银行可通过信贷以倍数制造存款。1997年之时的香港流通中现金加各种存款总计超过1.7万亿港元，而外汇储备量折合港元低于7000亿。很显然，若港人对港元信心丧失，要求将手中港元兑换成美元，联汇制是守不住的。
而且，在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因为联汇制所设计的机制，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将飙升。货币运行局制度在危机时难以发挥自动套戥功能。尽管香港金管局规定银行能向其按照1美元兑7.8港元的兑换率拆借港元，但这主要局限于三家发钞银行。就是发钞银行亦难以频繁地大规模地通过贴现窗(Liquidity Adjustment Facility)向金管局拆借港元，以避免被金管局罚息警告。对于其他非发钞银行来说，同业拆借市场近于瘫痪。整个金融系统将难以运转，股市亦将面临大跌的风险。
1997年10月下旬，市场上又见大手沽空港元期货，港元远期汇率风险溢价急升，从而推动银行间同业折息利率上升。为了重挫炒汇投机者，金管局抽紧银根，当日同业拆借利率一度曾飚升至300%(按年率折算)。高息尽管增加了炒汇投机者的成本，但是亦重创股市。市场上沽盘如潮，在1997年10月下旬，恒生指数狂泻4000多点，更在10月28日创下日跌1400多点、跌幅13.7%的纪录。
过了10月，对冲基金主要注意力转向拉丁美洲和韩国，香港股市出现了一段令人意外的平静期。但是联汇制的缺陷在8月及10月的两波冲击中已暴露无遗。风暴已经来了。
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
访港旅客量和投资者透支率是老虎基金最关注的两个指标，前者被看做香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后者被看做股市走势的反向指标
1998年初，我离开纳华证券，转到美国培基证券(Prudential Securities)担任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及中国股票研究部主管。
1998年1月至2月，市场保持着表面的平静。我与老虎基金仍保持着联系，他们密切关注香港多项重要的经济和市场指标变动，其中特别重视访港旅客量(Visitor Arrivals)及投资者透支率(Margin Debt Ratio)这两个指标。
本来对于我来说，访港旅客量仅仅是追踪香港经济与市场所需观察的十几个综合指标之一，但是在老虎基金的影响之下，我发现，访港旅客对香港经济影响巨大。
访港游客直接关系到香港的外汇收入，而外汇收入是香港货币发行的原材料。据我个人统计，旅游业占据香港服务出口(Export of Services)40%以上，对稳定联汇制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访港旅客消费对香港GDP贡献巨大。从表面上看，根据香港旅游协会统计，访港旅客消费对GDP有6%的贡献；但如果考虑其对经济非直接的乘数效应，据我估算，其对GDP值的贡献不低于12.5%。
此外，访港旅客还是经济的领先指标，通过访港旅客量可基本推断出另一重要经济活动指标零售消费(Retail Sales)的趋势。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十分之高。
老虎基金关注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投资者透支率(投资者透支额/投资者投资总额)。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没有这方面的正式统计数据，我只能根据培基证券的数据对整个市场情况作出估算。投资者透支率可显示股票市场的亢奋程度。比如说，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高峰期时投资者透支率很高。蓝筹股的融资比例大约是70%至80%，红筹国企股甚至三四线股的比例亦达到50%至60%。
证券公司通常十分愿意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融资服务，因为边际利润率十分高，对客户的借贷利率往往是最优惠利率加三个百分点，由于其借贷成本是同业拆放利率，利差(Spread)可高达5～8个百分点。
一般来说，当透支率达到超乎寻常的时候，股市的调整可能为时不远了。因此，透支比率是一个反向指标(Contrary Indicator)。从实证数据考察，美国历次股市泡沫要爆破前，投资者的透支利率都先期达到高点。
更重要的是，过高的透支率会加速股市调整。比如说，当利率上升时，股价会趋跌，证券公司将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从而迫使大量客户斩仓，加剧跌势。这对以沽空为主要手段的对冲基金十分重要。他们最喜欢速战速决。
一张大单：老虎基金的对冲手法
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
1998年5月，老虎基金交给培基证券一张大单，委托培基购买1.5亿美元香港电讯股票。一般来说，这样大的单都有一些要求。比如，不超过每日交易量的15%和价格不能高于前一日收盘价的2%等等。后来机构销售部的主管Ian Dallas告诉我，这是他见过的最大一张单，用了一个星期才执行完毕。其实，由于管理的资产规模相当大，老虎基金下单金额都相当大。通常情况一张买单的金额在1亿～1.5亿美元，一张沽空单在5000万～7500万美元。通常，如果基金经理喜欢某个分析员的研究，会通过其工作的证券公司下单，这就是所谓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Commissions)，相应地，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一般都免费送给目标客户。在证券行业，分析员的报酬是同其研究受欢迎程度挂钩的。一个明星分析员一年的收入二三百万港元不是一件稀罕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张买单而不是卖单。老虎基金在整体上十分看淡香港，何以斥巨资购入香港电讯？事后看来，这宗单的构思十分精巧：其一，老虎基金预期港元同业折借利率会大幅上扬，持有大量现金的香港电讯会直接得益；而且高企的利率对银行及地产会打击很大，但对当时拥有垄断地位的香港电讯的业务影响不会很大。其二，购买具有垄断地位的公用股亦是老虎基金沽空对利率及经济周期敏感的地产股、银行股的对冲。
我记得老虎基金购入香港电讯的成本约为13港元。到1998年8月，许多地产、银行等蓝筹股大跌时，香港电讯还企稳在15港元水平。
插曲：与索罗斯基金的一次会面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1998年7月24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约我去他们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谈。接待我的是量子基金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罗德尼•;;琼斯和分析员本•;;德索玛，他们的问题像机关枪扫射过来。尽管对香港市场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前景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
刚从中国内地考察归来的他们认为，面临通货紧缩、生产能力过剩、效益极其低下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经济迟早会崩溃，而人民币将在近期(指一到三个月)内贬值。他们的论据是人民币同其他亚洲货币相比已严重高估，而且人民币兑美元的影子价格(价)已贬值8%左右(1美元兑9元人民币)。而我的看法是，某些地区人民币价的贬值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币官价。从经济的基本因素分析，人民币在中短期非但没有贬值压力，而且有升值压力。我的主要论据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份额当时超过40%)，出口单位成本大大降低，竞争力在增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隐含人民币有升值潜力；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充裕的外汇储备能支撑人民币汇价。
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是在近乎争吵中度过的，这亦是我所经历的几百次基金经理会议中最充满火药味和最独特的一次。
宏观对冲基金的立体战术
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至少四大投机机会：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沽售恒指期权；沽空港股。
沽空港元期货是最重要的一环。沽空港元期货需要完成下述三个步骤：
——以港元利率从跨国银行借入港元；
——将借入的港元以市价卖出，购入美元；
——将购入的美元以美元利率借出；
当港元对美元汇价贬值时，或者港元利率与美元利率息差扩大时，港元期货的沽空者可以获利。
按照保值利率等价论(1＋港元利率)=(1＋美元利率)×期货价/现汇价，远期港元汇价的下跌会导致即期利率大涨。从实证考察角度，假定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是某英资银行，当对冲基金在远期市场沽空港元买入美元时，该英资银行是在远期市场沽出美元买入港元。为了对冲港元期货风险，该英资银行不得不在现货市场卖出港元来换入美元以对冲。这就是所谓的“掉期交易”。而在现货市场上，该英资银行的交易对手是香港金管局，则港元供应会减少，利率也就自然上升。如果其在现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是另一家商业银行，则港元因供求关系面临贬值压力。为了提高港元的吸引力，银行不得不提高港元存款利率。港元拆息也会因此上升。
而利率期货又同恒指期货、期权及港股息息相关。当利率趋升时，对利率相当敏感的港股会趋跌。恒指期货及期权亦相应趋跌。
因此，以我的理解，宏观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上的操作次序及手法是：
先沽空一些股票→再沽空利率期货、恒指期货、期权→再沽空港元期货→最后大量沽空港股。
当整个市场还处于“疯狂”看好状态时，渐渐地沽空一些极度超买的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妥和隐蔽的策略。据我所知，不少宏观对冲基金在恒指处于15000点至16000水平沽空不少红筹国企股和地产股，然后，再渐渐地沽空利率期货及恒指期
华为集团靠什么赚钱的呢
华为为什么能赚钱？
1996年末，华为公司在自己的《华为人报》上发表了《华为公司基本法》讨论稿，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对企业内部管理制定的一部系统的条例。它明确规定了企业的宗旨，基本经营政策，基本组织政策，基本人事政策和基本控制政策，特别是将公司在价值分配制度方面的成功实践写入了基本法。《华为公司基本法》的公布，标志着中国企业开始有意识地形成跻身世界级先进企业的管理体系，开始探索到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之路。本文从战略、机制和文化三个方面，对华为公司成功实践和我国企业管理一些重要问题的思考。
一、集中突破，系统领先——对华为公司经营战略的思考
90年代初期，我国为了加入关贸总协定，全世界承诺开放通信产品市场，结果全世界的通信巨擘都涌进了中国市场，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竞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中国的民族通信企业受到了强力的挤压，许多企业垮掉了，但也有一些企业却脱颖而出，华为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华为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奥秘之一，就是当年实行的独特的战略（现在华为强调“管道战略”，战略思想也是一脉相承）。
华为的战略是：将公司的全部资源集中，重点突破，系统领先，改变在低层次市场上角逐的被动局面，在核心技术领先的基础上发展相关产品。公司只选择资源共享的项目，产品或经营多元化紧紧围绕资源共享展开，不进行其他有诱惑力的项目，避免分散有限的力量及资金。
华为的经营模式是：靠研究开发的高投入获得技术领先优势，通过大规模席卷式的营销在最短的时间里形成正反馈的良性循环，摆脱低层次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利用技术优势带来的产品的高附加值，推动公司高速和高效益地增长。
华为公司把这种战略称为“压强原则”，这实际上是中国企业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的唯一正确的战略。联想到一些高技术企业，在取得一些初步的成功后，挡不住房地产、股票证券市场的诱惑，急功近利，什么赚钱干什么，最后昙花一现的例子，不能不使人赞赏华为公司的决心和气魄。
华为公司在政策上明确规定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10% ，而中国多数企业实行的政策，是在固定资产、生产设施上大规模投资，限制研究开发费和折旧费的提取比例。结果造成企业徒有规模，缺乏后劲；在资源配置上是中间大（生产系统大），两头小（研究开发与市场营销小），造成企业包袱沉重，反应迟钝。华为公司的资源配置结构恰好相反，公司的研究开发人员占员工人数的40%，市场营销人员占35%，生产人员仅占15%，其余是行政管理人员。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结构既体现了公司战略的要求，又使公司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任正非说，我们是靠把所有生活和娱乐的时间都挤出来，是靠没日没夜地追赶来缩短我们与国外大公司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会分光、吃光，而是把一些分配的奖金、工资和股金转到企业的投资上去。同样的道理，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搞活，也要先把现有可动用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集中起来，从研究开发上突破。
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对华为公司价值分配制度的思考
企业经营机制，说到底是利益机制。而在企业的各种利益机制中，剩余价值的分配是最根本的。
华为公司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剩余价值的分配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华为公司，一个突破性的观点，是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共同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的创造要素是劳动、土地和资本，亚当·斯密认为这三者创造了全部财富。与此相对应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是，劳动取得工资，土地所有者取得地租，资本取得利润。到了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J. B.萨伊认为在资本这个要素中，还应作进一步的区分，应该区分为只提供货币资本的、纯粹食利性质的资本家和那些运用资本的资本家，也就是企业家。相应的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劳动还是取得工资，土地所有者还是取得地租，纯粹食利性质的资本家取得利息，企业家才应该取得利润。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进入为世纪，J. A.熊彼特在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了企业家理论，认为企业家是以创新的方式重组生产要素，充分肯定了企业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入当代以后，特别是70年代新技术革命以来，知识以及技术进步对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而且日益关键。在这个大背景下，对知识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就必须进行重新估价，那么，目前国外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实际上是一些获得先进技术和知识以及获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人在寻找资本，寻找风险资本，寻找贷款，吸引资本向他的企业投入、参股。说得通俗一点现在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反过来知识雇佣资本。这就引起了整个价值创造要素结构的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劳动这个要素进行区分。
但是我们现在在高技术领域里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是正确估价知识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以及正确估价企业家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去考虑一般的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作用。因为在高技术企业里，一般操作性工人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以华为公司为例，生产人员只占15%，而真正在生产线上完成作业功能的人连10%都不到。这样的话，整个公司的价值到底是谁创造的？实际上不能以一般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来笼统地解释，而要特别突出知识和企业家在整个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华为公司为了建立它的价值分配体系，必须在理论上对价值创造的要素作新的确认。这种确认实际上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创造的理论，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这个突破为它的价值分配系统的设计奠定了基础。那么，华为公司怎么给知识和企业家以合理的回报呢？因为知识和企业家在当期的创造和贡献通过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等已经给予了回报，关键是对它的累积的贡献怎么回报。华为公司是用转化为资本的方式使劳动、知识、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得到合理的回报，也就是知识资本化和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的资本化。
劳动、知识以及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的资本化，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企业的全部资本归谁所有？
按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利润转增的资本归属最初的出资者，只要出资者不同意吸收新的股东。但任正非认为：其他公司过多考虑的是创业者的利益，而华为公司过多考虑的是共同奋斗者的利益，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如果我们坚持全部资本归属最初的出资者，我们就否定了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否定了智力（或知识）投入创造的剩余价值，公司就很难吸引、留住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这样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尤其不利于华为这种高技术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华为公司应在符合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按照高技术企业的特点探索劳动、知识和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转化为资本的方式。
劳动、知识以及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的累积贡献要通过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得到体现和报偿，必然产生股权的安排问题。华为公司股权安排的原则，是保持企业家群体对公司的有效控制和有利于形成公司的中坚力量，使公司可持续成长，而不是使创业者的收益最大化。
按照西方的产权理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当较大的企业规模被证明是有效的时，企业的有效控制与财富的分配不是互不依赖的。财富的分配与有效控制之间的联系引出了将企业的产权集中于一些所有者手中的必要性。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偷懒行为也随之发生。很显然，如果要使偷懒行为能得到控制，必须有人既具有监督团体成员绩效的权利，又对他们自己不偷懒具有极大的激励。为达到这一结果，他们必须至少拥有以下两方面的特别权利：
在向所有其他投入要素支付合约规定的数额后，他们还具有获取剩余的权利。
具有终止或修订团体成员资格的权利。
劳动、知识以及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的资本化如果造成企业股权的平均分配，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企业家群体对企业的管理权威的合法性就会被削弱，企业就会失去控制，从而丧失效率，终将被市场淘汰。因此，知识资本化不是搞乌托邦，企业分配制度必须符合企业的使命和内在规定性。
三、中西合璧，根深叶茂——关于华为公司企业文化的思考
企业文化是管理中最软的东西，它最难表述，只能去亲身体验；但它又是无处不在的东西，企业的战略、管理、机制和制度，甚至典礼仪式，无不受到它的影响。那么，什么是企业文化呢？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观系统，这个价值观系统影响它的行为准则，影响它判断事物的是非准则，影响它的典礼，影响它的仪式，影响它的活动方式，这就是表现出来的文化。企业文化曾经热过一段，各个企业都可以看到类似“团结、奋斗、求实、创新”的标语，好像所有的企业都是一种文化。但是在这个大标语下有的企业搞得很好，有的搞得一塌糊涂，不是文化不起作用，而是不同的文化在起作用。
华为公司集聚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这么多高级人才集聚在一起，搞得好会形成人才的马太效应，人才越多，效益越好，效益越好，人才就更多，效益就更好。但是如果搞得不好，闹起摩擦，也是很可怕的。因此，公司十分重视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把员工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所以，在华为公司总裁看来，企业文化实际上就是企业的政治，他说：国家讲政治，企业讲文化，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文化和政治是同一个含义，当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企业文化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企业获取商业利益而发挥影响力的，它必须把员工团结起来、集聚起来形成一个合力去推动企业发展，使企业产生效益。因此它不同于国家政治。但是企业文化是建立在国家文化基础上的，它是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一个企业不可能建立反国家的文化，否则它不可能有生存的土壤。
另一方面，在华为公司还有一句叫得很响的口号：“瞄准美国的先进技术，学习日本的优良管理，融进德意志民族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华为公司是高技术企业，只有不断创新和开拓，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华为公司在其企业文化中广泛吸收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自成一家。
华为公司的企业文化集中体现在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中。在《华为公司基本法》中提出了四条准则：
以人为本，视人才为公司最宝贵的财富，尊重个性，集体奋斗。
在开放合作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体系，崇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爱祖国，爱人民，爱公司和爱自己及家人，决不让雷锋、焦裕禄吃亏。
在顾客、员工和合作者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
可见，华为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一种蕴含着远大追求的文化，是一种实事求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这就是华为文化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华为公司为什么敢于选择大市场，在通信领域肩负起振兴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就是因为它的文化中有这种追求，有这种价值观在里面，有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在里面。所以企业文化决不是一种口号和形式，也不应该仅仅成为一种口号或形式。
那么文化在企业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实际上文化有更深的层次，这就是它的假设系统。文化真正起作用的是它的假设系统，就是隐含在价值观背后的假设系统。比如，华为公司明确宣布实行自由雇佣制，但不等于不能终生为华为服务。其隐含的假设是，偷懒者和不胜任者将不能留在公司中。又比如，华为公司遵循“从贤不从众”的决策原则，它隐含的假设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公司的决策原则就不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就会压抑磨灭掉真理，这实际上是文化系统在起作用。
在核心价值观里提出决不让雷锋、焦裕禄吃亏，这实际上是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扭曲的假设的纠正，当然其目的决不是要挑战我们社会的假设系统。我们的社会中涌现出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英雄人物。但这些英雄毕竟是极少数的人，他们真正的假设系统是认为作雷锋、焦裕禄吃亏。当这个假设系统在起作用时，雷锋、焦裕禄的涌现就成为个别现象，即使涌现出来，也会被人们冷眼相待，甚至怀疑他们的出现另有企图。
那么怎么影响企业员工的假设系统？怎么培育有利于高技术企业竞争力和发展的企业文化呢？华为公司的成功实践表明，企业文化的建设实际上是企业制度的建设，有什么样的企业制度体系，包括企业领导制度、劳动人事制度、考核制度、分配制度，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所以，理解一个企业的文化，不是看这个企业的口号是什么，而是要看它的制度体系以及建立在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假设系统。另一方面，有什么样的文化，也就会建立和维护什么样的企业制度体系。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改革步履维艰，根源在于我们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系统在某些方面起着阻碍作用。
图：2012.4.25任正非出差，没保镖没随从，左手拉着行李箱，右手抓着摆渡车吊环乘公交（摄于首都机场摆渡车，拍摄者“柔柔如是”）。拍摄者与任总有交流：为什么不开微博？答：搞技术的不懂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做基金？答：就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不会作虚的。
华为公司是从自身的成功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文化的作用的，他们更重视的是决定企业兴衰的管理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领导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造和管理文化，领导者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影响文化的能力。人是受动机驱使的，如果完全用利益这个动机去驱使他们，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斤斤计较的小事上去，相互之间也就没有团结协作，没有追求了。而文化的作用就是在物质文明和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使人们超越基本的生理需要，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从而把他们的潜能充分调动起来。而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他与人合作，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别人的承认，这些需要就构成了整个团队运作的基础。因此，我们说，华为的文化在企业管理中起着一种非常关键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的作用，因此，你一到这个企业，就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感受。
华为是一家高技术公司，它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要在技术上创新，也要在管理上创新，在企业制度上创新。
OMO商业模式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一个公司成立不到一个月生意亏本状态下居然获得千万级别的投资
一个很不起眼的项目居然能抢占75亿美元的市场而获得1个亿的融资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把公司做到亏本了还有投资人愿意给钱呢
又是什么样的顶尖商业模式如此颠覆行业获得1亿的融资呢
商业模式设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赢利模式的设计。投资人看中的是这个商业模式未来的引爆能量。
设计商业模式，不仅是盈利，而是要长期盈利，要长期盈利，就要给竞争对手设置一定高度的壁垒。如果你要设计一个颠覆行业并且让同行很难复制的商业模式，那么你就要设计商业模式的差异化。也就是说，你设计了差异化，就相当于创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你设计的差异化越有特点，你赚钱的环节越是后置，意味着你设置的门槛就越高，那么你的同行就越难复制，你赚钱才会越长久。
前面一直都在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通过案例来启发大家的思维，今天没有通过案例来告诉你具体怎么做，而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希望大家好好领悟。下面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1、公司亏本做生意，成立一个月竟获得千万的投资！
2、什么样的顶尖商业模式颠覆行业获得1亿的融资？
首先我们来明确两个概念，赚钱跟值钱，简单的举个例子吧，同样的一个项目，我们就分别以公司A B来称呼吧：
A每年都赚一百万，三年以后就赚了300万，但是他没有把用户留在平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取用户的成本越来越高，利润就越来越少。
B每年赚不了多少钱，甚至还略亏，但是三年以后，B虽然没有赚到钱，他的平台有了几百万的精准用户，直接把这个平台卖给了某公司，赚了1个亿。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同样的项目，A三年时间赚了300万，但是B三年时间赚了1个亿。A干的是赚钱的事情，B做的是值钱的事情。
1.公司亏本做生意，成立一个月竟获得千万的投资！
2.广州有一家公司搞了一个电商平台，专门做家电销售的，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家电都是经过层层的代理商，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县级，最后才到乡镇。
那么这家公司直接砍掉中间的代理商，直接从厂家到消费者手中，很多人就想，这个跟现在的电商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赚的就是中间的代理商的费用。
但是这家公司在家电产品上基本不赚钱，比如一个出厂价100块钱的电饭煲，按照正常渠道到消费者手里可能是150元，但是在这个商城上居然卖105元。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不赚钱了，因为你要运营的费用，你要售后，甚至是亏本的。这个商业模式对消费者肯定是好啊，对家电厂家来说也好啊，多了一个销售渠道。但是对于平台来说，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干，更为重要的是这家公司成立不到一个月居然获得了千万级别的投资！
把公司做到亏本的状态了为什么还有投资人愿意给钱呢？其实投资人看中的无非两种：第一，市场规模，就是你这个商业模式能铺多大的市场，第二，你的商业模式赢利点，投资人最终目的还是赚钱。商业模式设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赢利模式的设计。按照我上面说的，前端产品不赚钱，是获得潜在的粉丝，那么肯定有一个后端的利润。
经过我了解这家公司后端的利润其实在金融产品和农资农器具上。简单的说通过家电这个产品不赚钱，未来推出一个金融产品，让消费者购买，这样不就有了大量的现金流了吗？
有了用户基数，那么是不是就存在了干其他事情的可能了？还有其他一些农器具和农资，这些一样可以赚钱。所以投资人就是看中了这个商业模式未来的引爆能量。所以敢千万级别的砸进去。高手干项目，都是通过前端的免费或者不赚钱来换取粉丝的信任，通过推出后端具有更高利润的项目来赚钱。
我以前说过，同样的产品，有的人赚钱，有的人居然亏本卖，你会发现竞争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难做。你还在用十年前的玩法做生意，高手早就不玩那一套了。未来这种商业模式还会颠覆很多行业，就看你敢不敢干。
什么样的顶尖商业模式颠覆行业获得1亿的融资？
这个项目就是配钥匙，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实配钥匙的利润还是蛮可观的，大家从竞价或分类信息网里面都可以看到配钥匙的广告。从这个案例你就会发现高手是如何设计商业模式，把一个不起眼的配钥匙项目做大，抢占75亿美元的市场，完全颠覆传统行业，让锁匠都几乎失业了。
什么样的顶尖商业模式让这家公司获得了一个亿的融资？他就是做了一个APP，用户只需要下载APP，然后扫描钥匙的正反面，APP就会自动的把数据存到云端。当用户需要配钥匙的时候，只需要用户在APP上面申请，30秒钟就把钥匙做好了，并且有专人直接送上门，根本不用请开锁匠。而且他采用的是跟7-11便利店合作，没有店面费和人工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APP，却颠覆了整个行业！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有人搞出这样的APP，我相信配一把钥匙应该会比请一个锁匠便宜多吧。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赚大钱并不在于产品本身，而在于你这个产品能搞多大的市场规模，你的商业模式能有多大的爆发力。
如果你的模式把整个行业都颠覆了，你就不用担心缺钱的事情了。
很多人不知道找项目从何入手，那么通过这个案例，你可以去分类信息网上找找，上面都帮你做好分类了
你只需要找一个小类目，然后设计一个顶尖的商业模式，开锁不就是上面的一个小分类么？所以你会发现，高手都是借助一个产品，做成一个平台，然后颠覆垄断整个行业。高手看中的是整个市场，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做开锁。放大你的格局，你的格局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格局放得越大，你的人生就越不可思议。
E46、135i、E39、Z8 这9款最棒的宝马不需要M-Power来证明自己
现代宝马的名声很大程度来源于3系和5系，它们不仅是一台舒适的豪华轿车，同时拥有精准的操控和不错的驾驶体验（现在就不一定了）。如果要追求更强的动力，还有“扮猪吃老虎的”M-Power车型可选。
不过有时候一些车型虽然不是诞生于宝马的M部门，但并不代表它们没有经过宝马的认真打造和调校。今天笔者就盘点一下近代最出色但非M-Power的宝马车，看看你能认出几个。
1.宝马?E46?3?系(1997?to?2006)
在很多纯粹宝马迷的心中，诞生于世纪之交的E46是有史以来最棒的3系。它的车身非常紧凑，全车没有多少电子辅助系统，底盘非常扎实平稳，即使是现在开起来也丝毫没有松垮的感觉。
我们最喜欢的要算E46?330ci，除了M3它就是当时动力最强的3系了，代号M54B30的3.0L直列6缸发动机能爆发出231匹的最大马力和300牛·米，被很多人称作是“穷人的M-Power”。但这种说法也是有失偏颇的，E46?330ci是在保证日常驾驶舒适性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满足驾驶激情的车辆。
2.宝马?850CSi?(1990-1996)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宝马将首款V12引擎搭载上了8系上，并匹配了一台6速手动变速器，850CSi也成了当时宝马的旗舰车型，并且还是一台性能猛兽。当时的M部门还将5.0L?M70?V12发动机调整到5.6L，最大能爆发372匹的马力和545牛·米的峰值扭矩。同时还获得了M5上的后轮转向、改进的悬架系统和刹车系统。最终宝马只生产了1510台M50CSi，每一台都是稀世珍品，同时它也是最接近纯粹M-Power的宝马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宝马研发8系砸了10亿美金，而当时劳斯莱斯的市值才6亿美金。这台M70?V12发动机改装后成了迈凯伦F1的心脏，而迈凯伦F1有多强就不用多说了。
3.宝马?135i?Coupe?(2004–2013)
2004年宝马开始打造1系小钢炮，2008年的时候以Coupe版本进入美国市场。135i尽管不是M-Power车型，但作为一款运动车型，它有着M调校的悬架、前6活塞卡钳以及一个限滑差速器。在机盖下面是一台来自335i?Coupe的直列6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能爆发出300匹的最大马力，并搭配令人愉悦的6速手动变速箱。再加上较轻又紧凑的车身以及后驱的布局，让135i成为最具驾驶乐趣的钢炮。同时相对于1M，它的价格要可接受的多，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
4.宝马?E39?5?Series?(1995-2004)
E39?M5被广泛认为是中大型性能轿车的标杆，但同时也别忘了E39?5系也是一款非凡的中大型运动轿车，并且这一代M5不是由BMW?M?GmbH手工制造，而是和普通5系共线生产。
在?E39?540i上搭载了一台M62?V8发动机，能爆发出282匹的最大马力和440牛·米的峰值扭矩。同时它和E46?3系一样，它上面的电子系统能在关键时刻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在平时你又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达成了安全和驾驶乐趣的奇妙平衡。在内部，E39?5系免受宝马那些斤斤计较利益得失部门的影响，它是那个时代豪华运动轿车的缩影。
5.宝马?M240i?(2016–present)
好吧，尽管M240i的名称里带了“M”，但它并不属于真正的M-Power，毕竟还有M2的存在。不过它身上仍然有着相当的M基因，同时是E46?3系的现代精神继承者。
M240i的车身尺寸比较紧凑，但它在性能和动态上的表现十分出色。在引擎盖下面是宝马迄今最好的发动机，代号B58的3.0T?直列6缸的发动机同样搭载在了丰田Supra上，最大能爆发出335匹马力和500牛·米的扭矩，并且还有M部门调校的动态自适应悬架。M240i可以说是最敏捷的现代宝马，它无可挑剔的动态表现引来了不少夸张的赞美，比如“我宁愿放弃一台低里程数的E46?M3也要选择M240i”。
6.宝马?i8?(2014-2020)
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对宝马i8的上榜嗤之以鼻，但无可否认的是宝马i8是领先于时代的工业奇迹。中置的1.5T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位于驾驶员的后侧，搭配一台电机能实现四轮驱动并能爆发出369匹的最大马力和569牛·米的峰值扭矩，百公里加速仅需4.4秒。同时车身采用了特殊的CFRP碳纤维材料，强度是钢材的10倍，但重量只有二分之一。
当你驾驶i8的时候，你会惊讶于它的快和平顺，不过1.5T的发动机给不了V8发动机那样的咆哮，即便是有模拟的声浪也很难找到一辆超跑该有的激情。今年宝马i8将正式停产，不知道它的继任者会何时到来。
7.宝马?Z8?(2000–2003)
曾有一段时间，宝马造出了在路上能看到的最漂亮的车型之一——507。很多名人，包括猫王都对它不可自拔。不过由于量产后定价过高，宝马507?3年仅生产了252台?，差点让宝马破产。不过507的美还是无人质疑的，这也启发了Henrik?Fisker设计了宝马Z8。在当时大部分评论者把目光聚集中Z8的设计之美上，其实它搭载的宝马S62?V8发动机最大能爆发出395匹的马力，动力上也十分凶猛。不过最终宝马Z8只生产了5703台，2543台卖到了美国。
8.宝马?E30?318is?(1989-1991)
E30?318is是台绝对经典，但又不算畅销的车型。它的哥哥325is有着L6的发动机，但318is有台双顶置凸轮轴16气门的M42?四缸发动机，它是宝马进入E30时代技术最为先进的发动机。大家喜欢318is因为它的“小引擎”要比6缸发动机更轻，这让它在弯道中的表现更加灵活。大家喜欢318is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搭载了非常平顺的格特拉克5速自动变速箱，并严格采用M部门的技术来调校悬架。总体来看，E30si是那个时代宝马为平民准备的运动轿车，同时考虑到当时的E30?M3搭载的也是四缸发动机，称它为“平民M3”也不为过吧。
9.宝马?M760Li?(2008–2015)
2008年，宝马F01?7系的到来给了奔驰S级重重的一拳，技术水平相比上一代得到了提升，同时定制的内饰也显得与众不同。真正让这一代7系变得更加荣耀的就是这台无比平顺的6.0T?双涡轮增压V12发动机，最大马力达到536匹，峰值扭矩749牛·米。尽管M760?Li是一台“Li”加长轴距的车型，但当你坐在后排时它是一台豪华舒适的商务车，但当你坐到驾驶席位时，充沛的动力、精准的转向和良好的动态表现会让你忘了它是一台D级车。目前宝马M760Li在欧洲严苛的排放标准下将逐步停产，宝马12缸发动机最后的绝唱也终将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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