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最低油价-2001年的油价格
1.成品油的定价机制
2.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历史因素
3.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就 “第三次工业革命”:明天的世界和中国
成品油的定价机制
自1998年迄今,中国已经历了三次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
1998年6月3日,原国家计委出台《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规定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集团公司之间原油交易结算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由原油基准价和贴水两部分构成。其中原油基准价由原国家计委根据国际市场相近品质原油上月平均价格确定,贴水由购销双方协商确定。
汽、柴油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原国家计委按进口完税成本为基础加国内合理流通费用确定零售中准价,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在此基础上并在上下浮动5%的幅度内确定具体零售价。
从2000年6月份起,国内成品油价开始参考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相应调整,当时参考的只有新加坡市场的油价。
从2001年11月份起,中国又一次进行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国内成品油价格改为参照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市场价格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当国际油价上下波动幅度在5%-8%的范围内时保持油价不变,超过这一范围时由国家发改委调整零售中准价。
2006年3月26日,国家发改委在宣布成品油价上调的同时,向地方传达了石油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方案包括两大内容:一是成品油价由原来的与国际成品油价直接接轨,改为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加上国内合理加工成本和适当利润确定。二是推出“四个配套机制”:包括建立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利益调节机制;建立相关行业价格联动机制;建立对种粮农民等部分弱势群体和部分公益性行业给予补贴的机制;建立原油涨价收入的财政调节机制。
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历史因素
1998年以前的长时期内,中国的成品油用户享受着低油价的待遇,那时石油价格的调整,一直由国家确定,往往是一次调整,长时期内不变。但随着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完全由政府定价已经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趋势。到了1998年,随着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两大集团重组,油价改革也拉开了序幕。
1998年以来国内原油、成品油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1998年原油、成品油价格初步与国际市场的接轨阶段,1998年6月3日,原国家计委出台了《原油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规定国内原油、成品油价格按照新加坡市场油价相应确定,原油价格自1998年6月1日起执行,成品油价格自1998年6月5日起执行;二是2000年6月份开始的国内成品油价格完全与国际市场的接轨阶段,即国内成品油价格随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相应调整;三是2001年11月份开始的国内成品油价格接轨机制进一步完善阶段,主要内容是由单纯依照新加坡市场油价确定国内成品油价格改为参照新加坡、鹿特丹、纽约三地石油市场价格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 与以上3个阶段相应,中国的成品油价格经历了几番引人瞩目的波动。1998年出台油价改革方案规定,原油基准价由国家计委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上月平均价格确定,每月一调。而汽油和柴油则实行国家指导价,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集团在此基础上可上下浮动5%。那时国际石油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一片低迷,成品油价格实际上未作明显调整。直到1999年4月,国际油价开始上涨,国内油价也常常突破限制,国内炼油企业更是面临生产经营困难。这轮涨势期间,2000年6月的改革使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成品油价格开始每月一调。
从2000年5月至2001年11月,国内成品油价格随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累计调整了17次。到2001年11月,成品油定价机制又有新的变化,改每月调整为按照国际市场油价波幅不定期调整。2001年11月和12月成品油价格两次调低,2002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又经历了几次涨价。到2003年,成品油价格再次成为热点,后半年国内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油荒”的呼声。在国际油价的推动下,2003年一季度国内市场一反淡季的冷清局面,特别是2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汽、柴油零售中准价每吨分别上调190元和170元后,进一步加热了国内市场。3月1日国家收回了提价通知,5月10日大幅度降低了成品油价格(受SARS影响),但国内成品油市场经短暂的沉寂后,又逐渐加热。12月6日国家最终提高了成品油价格,压抑的国内油价才有所释放,市场价格顺势升高。 调价时间滞后,未能及时灵敏地反映市场变化。现行国家确定的成品油销售中准价,是要在国际市场三地价格加权平均变动超过一定幅度时才作调整,每次调整至少也在一个月以上,有时几个月不动。特别是国际市场变化并不完全反映国内市场,按其确定国内油价则难以反映国内市场的真正需求,既误导生产也影响销售。 机械接轨,扭曲了市场的正常需求。一是定价水平忽高忽低,每次调价吨油在200元上下并不鲜见,致使提价要么过高,实际价格达不到,所定价格形同虚设;要么降价过低,达不到促进生产的目的;要么调价滞后,所调价格时过境迁,使得国家指导价起不到指导作用。二是世界各地成品油消费结构、习惯及季节变化等,与国内市场不尽相同,而且国内各地市场的需求情况也不尽相同,按照国际市场油价制定国内价格,同国内市场的实际状况必然有出入。 透明滞后的定价机制,刺激投机,干扰正常的经营和市场秩序,使政府定价异化,没有达到稳定市场的目的,带来经营者不平等的市场机遇。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与国际市场变化滞后一个月,给投机经营预留了较大空间,刺激囤积居奇等投机行为。 原油价格与成品油价格接轨不对称,影响了成品油生产经营的正常安排。原油完全按照国际油价变动情况,每月1日进行调整,而成品油价格调整则有一个稳定的区间。因此,往往形成原油大幅度提价,成品油价格不提,原油降价,成品油不降,生产企业原油进价与成品油销价不匹配,不利于产销衔接。
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就 “第三次工业革命”:明天的世界和中国
对于中国公司,我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未来20至25年内,决定你是否成功的关键,不再是劳动力成本,而是能源成本。这段时间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时期,能源成本将是决定性的。
以预见科技新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革命而知名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畅销书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石油和化石能源日渐枯竭并导致严重气候危机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出一种“后碳”时代的新经济模式?
经过约10年的思考、实践、讨论和总结后,里夫金率先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在他看来,人类将在18世纪以纺织工业机器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初以汽车大规模装配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逐渐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
这一次,可再生能源生产将和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全球数以亿计的普通人将可以在自己的家庭和办公室里生产出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共享,就像现在在互联网上发布和分享消息一样。与此同时,还将带来一场社会革命,从根本上重塑经商模式、人际关系和教育方式。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4月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绍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后,这一概念迅速在全球政界、学界和传媒界引起热议。事实上,欧洲人早在2005年前后就注意到了这个新概念,并已经悄然着手准备,以占得先机。
在过去10年中,里夫金有2/5的时间都在欧洲访问,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等担任顾问。2007年,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了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规划的欧盟发展路线图,并已制定了2020年之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20%的目标。
日前,里夫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独家专访时说,他已经“嗅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令人兴奋的味道”,而“中国人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到时候中国将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身陷于日薄西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继续依赖化石能源,还是积极投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科技?”
“我嗅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令人兴奋的味道”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样的动因,促使你开始思考“第三次工业革命”?
杰里米·里夫金:在上世纪末,我就观察到,人类已经面临着两大严重危机。
一是石油危机。2001年,石油价格每桶还不到24美元。我当时就预测说,油价可能在短短几年内上升到每桶50美元,石油危机因此会很快到来,这个观点曾遭到 广泛的质疑和嘲讽。
2007年,油价已经超过了每桶70美元,这时全球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开始攀升。2008年7月,世界市场的油价冲到了创纪录的每桶147美元——我把它称为全球化的巅峰期。其实,当油价超过每桶100美元时,不少国家都爆发了抗议和骚乱。
种种迹象都表明,我们已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人均石油占有量已经达到了峰值。
另一个是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全球气候变暖危机,其主要原因是前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二氧化碳过度排放。联合国的科学家测算说,未来7至8年内,全球气温将上升3摄氏度。
而比这个更可怕的,是全球水循环的改变。我们是一个水星球,水循环有一定的方向。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保水量将增加7%,温度升高会导致水分布的根本变化,从而引起更多的干旱、飓风、海啸。
因此,现在我们已经不止站在了全球经济的关键节点,更是处在了人类物种发展史上的决定性时刻,需要认真地思考:下一步怎么办?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答案是?
里夫金:默克尔当选总理后数周就邀请我去德国,讨论一个问题:德国在21世纪如何发展经济?
我反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石油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渐渐终结的时候,你希望德国在下一次革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方面世界正深陷危机,另一方面,我也嗅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令人兴奋的味道。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网会在“25至30年后成型”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你构想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杰里米·里夫金: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依赖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但它们已经越来越稀少,越来越难得到。但实际上,这个星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是能源的来源。
以中国为例,中国有9.3%的国土面积适合太阳能发电,从面积上看可能是全球最大的。此外中国还有全世界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哈佛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国提高风电补贴、改善输电网络,2030年风力发电可以满足中国全部的电力需求。
此外你们还有地热能,沿海地区还有巨大的潮汐能,农村里还有生物质能(产生于谷物与树上的甲醇和乙醇的生物物质团源),小水电的能源潜力可能也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
因此,能源其实每天都有,谁都可以得到,并不必须被集中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可以变得非常扁平化、分散化,然后通过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
而如果回顾过去,你会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科技和经济革命都是在新能源体系和新通信技术结合下产生的。因为新能源体系加深了经济活动之间的依赖性,通信革命则成为组织和管理新能源的途径。
过去25年中,人类社会中诞生了一项非常强有力的通讯革命——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全球现在有23亿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系、合作。无处不在、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技术与可以随时获得的新能源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平台。
更具体来说,这个构想有五大支柱:向使用可再生能源转型、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收集可再生能源、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电网转化为能源互联网、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燃料电池动力车。
欧洲在这些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不久前我见到了韩国的李明博总统,他正在推行绿色能源计划,非常赞同韩国应当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做积极准备。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这些情景会在什么时候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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