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历届调整情况_油价历史数据
1.美国民主党党纲美国共和党党纲分别是什么~~
2.美国银行暴跌意味着什么
3.什么情况会导致世界经济崩溃?
4.请问谁能介绍一下墨西哥革命?
5.俄罗斯三位总统如何因应苏联解体
美国民主党党纲美国共和党党纲分别是什么~~
大选前,两党均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听取及通过由政纲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为选举宣传做势。距今最近的一次,是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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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民主党党纲》:国家强盛,举世尊崇
The 2004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Stronger at Home, Respected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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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民主党党纲》的主要内容
引自:中国网
://.china.org.cn/chinese/2004/Jul/623063.htm
2004年《美国民主党党纲》(以下称党纲)是民主党在“9?11”后首次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该党在外交、安全、经济、内政等诸多方面的主张。党纲除引言外共分为四部分:
一、打造“强大且受人尊敬的美国”
就选举议题而言,2004年的美国大选与前几次大选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外交与国家安全首次成为选民关注的重中之重。“9?11”的惨状震撼着美国人的心灵;从世贸大厦的倒塌中,美国人很直观地体会到在“基地组织”肆虐的时代美国已不再是高枕无忧的“大陆岛”而是恐怖主义首要的攻击目标;也认识到美国的国土安全与其外交政策紧密相联。伴随着美国民众安全观的转变以及对于外交政策的重视,在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上两党的交锋成为谁能入主白宫的关键因素之一。党纲充分体现了民主党对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视,在长达37页的党纲中对于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阐释占了13页之多。
党纲首先猛烈抨击了“9?11”以来布什的外交政策,认为布什的单边主义作风背离了美国一百年来通过“组建强大的联盟”实现“领导”的多边主义传统,而其“与原则相妥协的接触政策”则背弃了美国民主的价值观;指责布什在没有赢得国际社会充分支持的情况下草率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且夸大“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联系,夸大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认为布什没有向伊拉克派遣足够多的士兵,没有制定“赢得和平”的。
在此基础上,党纲推出了民主党的外交与国家安全主张,即着力打造“强大且受人尊敬的美国”;并指出民主党如当选将从以下六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提升情报机构发现、阻止恐怖主义分子的能力”,“切断恐怖主义组织的经济资助”,并“防止阿富汗及其他国家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最终“击败恐怖主义”。
第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主义分子之手”。
第三,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和平与安全”。暗示民主党将支持美国军队继续驻留伊拉克,以防止伊拉克变成“恐怖分子的避难所和中东的不稳定力量”。
第四,“强化美国的军事能力”。特别指出民主党当选后将扩招4万名士兵,“以维持我们的海外部署,防止和准备应对其它可能发生的冲突。”,同时“提升美军特种兵作战能力”。
第五,“实现能源的独立供给”。民主党认为对中东的石油依赖是美国历届容忍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专制国家的主要原因,要改变此现状并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美国应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电能”等方式确保其国内能源供给的自给自足。
第六,“强化国土安全”。力主建立“真正的国家最高情报机构以掌控所有的美国情报人员及情报预算”。
二、恢复“强大与欣欣向荣的美国经济”
如果说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克里与布什还难分伯仲的话,那么在经济方面形势则明朗的多,7月份的最新《华盛顿邮报》民调显示在此方面克里以6个百分点的优势大幅领先布什。为巩固民主党在经济上的选情优势,党纲推出了旨在恢复“强大与欣欣向荣的美国经济”的民主党经济纲领。
该纲领认为恢复“美国经济生机”的关键在于“创造好的就业机会”并“支持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基于此,美国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支持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第二、进行企业税制改革:将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的公司将不再享受税额优惠,而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将享受减税待遇。第三,制定并执行重振制造业的。第四、鼓励中小商业发展。第五,加大高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六、取消布什对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美国人实施的减税措施。第七,支持将最低工资从现行的每小时5.15美元提高到每小时7美元,取消布什对加班费领取者增加的限制。
三、保持“美国家庭的活力与健康”
布什执政以来推行“自由放任”的社会保障政策,主张养老金保障体系及医疗保障私有化,削减联邦对于儿童医疗的拨款,并且对药价的上涨不加控制。这使美国普通家庭的基本生活成本与日俱增,也引发了他们对于布什的强烈不满,并转而认为“如果克里上台,我们的日子会过的好一些”。此种情绪直接反映在民调数据上,据7月份的最新《华盛顿邮报》民调显示在社会保障方面克里以10个百分点领先布什。为稳定民主党在此方面的选情,民主党抛出了旨在保持“美国家庭的活力与健康”的社会保障政策,其要点在于:
第一,扩的覆盖范围,让更多儿童和低收入成年人从中受益并支持克里提出的“灾难性”病例由埋单的提议。
第二,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反对提高退休补助的支取年龄,力主联邦应重新承担对这套的“财政责任”。
第三,反对老年保健医疗体系私有化,宣称布什的处方药有利于制药公司,而不是老年人,民主党发誓将降低药费。
第四,出台《病利法案》,以保护保健组织的会员。
第五,承诺到2008年为所有美国人建立安全可靠的私人电子病历。
第六,取消布什对资助干细胞研究实行的限制。允许从其它国家“安全地”再进口处方药。此外,在教育方面,新党纲认为指责布什没有不折不扣地落实《不让一个孩子落下法案》;表示民主党将向学区投入更多并减免课税以减少大学教育的费用。
四、缔造“充满活力的美国社会”
党纲在此部分触及了公民自由,移民、堕胎、同性恋等极为敏感的美国社会问题。党纲因袭民主党自由主义传统,在公民自由上,支持《美国爱国者法案》,但建议修改该项法案,以“更好地保护守法的美国人的隐私和自由”;在移民问题上,支持给予那些通过背景调查的在美非法移民以公民身份。在近来已被炒的沸沸扬扬的同性恋能否结婚上,反对布什修以禁止同性婚姻的做法,认为如何给婚姻下定义应由各州决定;同时党纲还认为公民有选择堕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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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共和党党纲》:更安全的世界,更有希望的美国
2004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A Safer World and a More Hopeful America
全文及说明请打开以下的连结:
://.rnc.org/About/PartyPlatform/Default.aspx
://.gop/media/2004platform.pdf
2004年《美国共和党党纲》的主要内容
引自:中国网
://.china.org.cn/chinese/2004/Sep/652136.htm
这份长达94页的党纲,是共和党在2004年11月2日选举日前向选民全面、系统推出布什在安全、外交、经济、内政等各方面政策主张的一份竞选纲领。与民主党一个月前通过的37页的党纲相比,它更为详尽和系统。与4年前国内问题占绝对优势、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一笔带过的情形不同,2004年的党纲大大增加了反恐、安全和外交问题所占的篇幅。从内容上看,新党纲列出的政策大多重复了布什一贯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并为布什的竞选宣传摇旗呐喊。同时,从一些细微的变化和关注重点的调整上,也能体察出布什给未来执政定下的政策基调。
除去开篇的“前言及介绍”以及结束的“概要及呼吁”部分,党纲全篇共包括“赢得反恐战争”、“开创所有权时代”、“建立革新的全球竞争经济”、“巩固我们的社会”和“保护我们的家园”五大部分。
一、宣扬布什成绩:反恐、安全和外交。
布什作为因“9?11”之祸而得“福”的“战时总统”,反恐不仅是其执政的重中之重,也是争取竞选连任的中心议题和拉抬支持率的根基所在。面对民主党指责其错误发动伊拉克战争,误导美国民众打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反恐战争,党纲利用近40页的篇幅在第一部分“赢得反恐战争”中,大书特书布什三年多来在反恐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盛赞布什反恐政策的正确性与布什的可信赖性。党纲不仅支持布什对恐怖主义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认为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且为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辩解,宣称经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不仅使世界变得“较安全”,而且变得“更美好”。
首先,党纲详尽阐述布什“赢得反恐战,促进和平,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全面战略,认为“恐怖主义者在很早以前就向美国开战,现在美国则向恐怖主义宣战”,表示“美国要同敌人作战以保卫和平”,同时,强烈地为布什决定入侵伊拉克辩护,认为“即使未能找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萨达姆拥有制造这种武器的能力和愿望”。
其次,发誓要巩固反恐战争成果。党纲把伊拉克称为布什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宣扬这个中东地区国家是“该地区改革的范本”。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提出的“部署更多外国军队以迅速减少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等保证,党纲针锋相对地承诺美国在伊拉克要完成它的使命,不会削减在那里的驻军和从伊拉克逃跑。
此外,党纲还从阻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加强联盟力量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强化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支持美国军队、稳定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等方面详尽论述了反恐举措。例如,进一步实施生物武器防御策略,增强抵御生物武器袭击的能力;加强国家边境控制,防止有人借助更好的工具、技术和充足的力量非法入境;在重要的基础设施(比如化工厂)设立最低安全要求;提高收集情报的质量和数量,增加对技术的投资等。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该部分的后半部,党纲详细阐述了布什在反恐背景下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盟国政策、周边政策、非洲政策等等。例如,党纲提到了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对新型美印关系的期许,也对美英和美澳关系予以了赞扬,并称布什与俄罗斯正在发展一种新型的关系;在中东地区,美国将大力支持以色列等等。其中,党纲表示出要“在布什总统的领导下,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的善意希望,对华政策因此也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1日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随着共和党展开宣传攻势,布什拉大了与克里在国家安全与领导反恐战争问题上的支持率差距。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的支持率从月初的46%上升到52%,克里则从48%下降到44%;在反恐方面,布什的支持率从月初的48%上升到56%,克里从45%下降到38%。看来,共和党党纲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反恐和外交议题上大做文章,承诺“美国将领导全球反恐联盟,对藏身各地的残余恐怖分子穷追猛打”,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二、凸显保守特色:经济、团结和家庭。
相对于安全与反恐议题,布什虽然把“拼经济”作为核心任务,但在内政与经济方面的表现的确乏善可陈:预算赤字扩大到历史之最的4000多亿美金,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油价不断飙升,贫穷人口不断增加,失业率高居不下。据美国《商业周刊》提供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于布什在这四年来的经济表现认同度多在50%以下。同时,在预算赤字、税务、健保、移民和教育等国内议题上,超过半数选民认为民主党会做得更好。为改变选民态度,党纲用大半篇幅在“开创所有权时代”、“建立革新的全球竞争经济”等5个篇章中,全面阐述了布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主张,期望以共和党的核心政策理念来团结选民。
首先,在“开创所有权时代”这一部分,党纲详细阐述了增加储蓄、强化自主度更高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房屋所有权、支持小企业、建立医疗保健储蓄账户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等政策主张和具体措施,以期树立布什关心民众福祉的形象。
其次,在“建立革新的全球竞争经济”部分中,党纲提出将支持个人创业以增加就业机会、完善社区建设为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加强美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等。党纲首先论述了布什的减税政策和措施。布什上台后坚定地推行以减税政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并通过3次立法实现了减税超过1.6万亿美元的目标,以回报核心选民,刺激经济复苏。然而,2005年1月后,部分减税陆续到期,克里等民主党人也不断呼吁废除倾向富人的减税政策。随着经济指数的缓慢回升,布什立志要把减税政策永久化,成为他贡献给美国的一份政治遗产以及给减税受益者吃下“定心丸”。党纲集中体现了布什的这一理念,并推出了未来深化减税政策的各项措施。例如,推广私人投资方案;把减税优惠措施扩大到跟医疗储蓄账户有关的保险费;防止家庭税收上涨,把2001年和2003年的减免税款措施永久性固定下来,简化税收法规;限制开支;实行根本性改革,使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实现自给自足等。
党纲还承诺努力制订一项有利于提高生产和促进节约的能源政策,既照顾了油气集团利益,也顾及了环保集团的呼吁。例如,党纲支持取消为国内天然气生产设置的不必要壁垒,以及支持建立国家北极野生生物保护区等。
此外,在教育方面,党纲继承了布什在1月“国情咨文”中的主张,承诺改革中学和早期教育,依照“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继续加强小学工作;通过多样化的教师资格认证,方便专业人士走上讲台等。
第三,在“巩固我们的社会”部分,党纲系统阐述了共和党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改革措施,不仅提出帮助小企业为职工办理医疗保险、向个体经营者提供医疗保险渠道、通过诉讼改革减少纠纷,从而降低医疗费用,还批准限制干细胞研究。同时,它也顾及了从老年人、妇女、退伍军人到儿童的医疗待遇。随后,党纲似乎要与民主党叫阵,提出了系统环境工程措施,在保护环境、净化天空、保护国家公园和海洋、关注气候变化、建设新城市和农村等具体议题上都面面俱到。在维护工益、民众投票权、外来移民和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党纲也浓墨重彩,似乎要把“富有同情心”的旗帜再度高举,以期平息因布什执政以来推行“自由放任”的社会保障政策而引发的民众不满情绪,缩小布什在社会保障方面落后克里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
第四,在“保护我们的家园”部分,共和党的保守价值观在党纲中得到充分体现。它不仅强调保护家庭,认为婚姻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承认同性恋的司法判决和部分地方的政策对婚姻构成威胁,还支持修宪禁止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将禁止堕胎条文入宪,其中保守色彩浓重的立场,与民主党党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还反对无限制开放干细胞研究、社会金的变革、非法移民临时工人、反对联邦向持有者发放许可证和在全国进行登记;呼吁摒弃肤色、民族和性别歧视;敦促享受救济者找工作;承诺增加一倍的经费开展节欲教育以及国际反恐等,在上述一系列议题上都阐明了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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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1840年至今历年各党党纲(Platforms),可在以下网站下载:
American Political Party Platforms_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presidency.ucsb.edu/platforms.php
美国银行暴跌意味着什么
美元指数下跌,说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变小了,意味着美元贬值了。主要国际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指数下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元指数基本上是一系列汇率的加权指数,所以最终体现为美国与其主要交易货币之间自由兑换货币的强弱。扩展资料:美元疲软的原因1.美国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是美元贬值的根本原因。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对美国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很大冲击,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贬值趋势。2.克林顿时期,美国扭转了历届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甚至在2000年创造了2369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小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的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取了以减税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美国在过去5年一直面临巨额赤字,其中2004年的财政赤字达到了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2007年10月至12月,美国的财政赤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6%,达到1538亿美元。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2008年税收增幅将有所下降,但战争支出将继续扩大。因此,美国2008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增加。3.与此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继续扩大。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仍保持少量盈余。到2005年第四季度,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GDP的6.8%。2007年,美国外部失衡状况有所改善,第二季度经常账户赤字降至GDP的5.5%。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是由于美国居民储蓄率低,美国消费者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的刺激下习惯于借贷和消费,导致进口需求相应增加。其次,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相对超过欧洲和日本,也增加了进口需求。此外,油价上涨也是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原因之一如果不考虑石油进口,到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经常账户将降至GDP的3.5%。4.2007年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元在过去半年加速贬值。自2000年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消费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而不是收入的增加。然而,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最繁荣的时候,危机的已经播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房地产金融机构放宽了标准,创造了许多“前松后紧”的品种,为不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提供抵押。最初几年,借款人的还款额低且固定。但过了这段时间,利率会重新设定,购房者的还款压力会骤然上升。如果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发行次级债确实是房地产金融的绝佳选择。首先,它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率。第二,在违约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可以拍卖抵押的房地产,以收回本息。然而,一旦市场利率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跌,次级债券市场将面临消亡。市场利率的上升突然加大了购房者的压力;房地产价格的下降使得金融机构即使拍卖抵押的房地产也很难获得全额本金。5.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真正结束。2008年,大量高风险次级抵押将进入利率重置期,违约率预计将再次大幅上升。受次贷危机影响,许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遭受巨额损失,导致市场流动性出现恐慌性短缺。如果次贷危机让许多美国家庭面临破产的风险,将对占美国GDP72%的美国消费产生影响。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即使美国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增长放缓也几乎已成定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美国的经济走势不容乐观。预计今明两年经济增速为1.9%,低于2007年的2.9%,分别比原预测低0.1和0.9个百分点。
什么情况会导致世界经济崩溃?
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
自19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一环。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是不够的。现在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是紧密联系的。这些都是通过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所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3~1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用于还旧(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 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 )和欧洲货币基金(EMF )。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 和EMF 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6~1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的利率从1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 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 )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 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然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 )方式。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由IMF 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
以上为转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请问谁能介绍一下墨西哥革命?
从1929年成立至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已经连续执政70
年,这样长的一党执政历史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从四十年代开始的三十
多年里,墨西哥的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持续增长, 而政局却保持着高
度的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墨西哥
的政治制度,包括革命制度党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曾被誉为墨西哥成
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七十年代始,墨西哥经济出现了衰退;八
十年代,政局动荡、社会此起彼伏;九十年代,更是爆发了金融危
机和恰帕斯州农民。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危机,又有人归咎
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革命制度党一党独霸的政党体制,认为它阻
碍了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成为各种危机的最主要成因。这种“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的评价,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许多霸权政党面临的历史
困境,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本文拟对革命制度党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作
一简要的考察,探究其结构功能特点及其成功与困顿的原因。
应运而生的官方党
从1867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
党于1929年成立,墨西哥不但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民主,反而遭受了
长达六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大大小小的被称为“考迪略”、“卡西
克”的地方军阀以无休止的流血战争争夺着国家(注:在墨西哥独
立后的头30年,通过军事共更迭了50多个。见〔墨〕丹·科·
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70页。),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1928年,著名的考迪略奥夫
雷贡在二次竞选总统时被刺身亡,成了“考迪略时代”终结的导火线。
政治强人卡列斯(1924—1928年任总统)开始把全国约1800个地方考迪
略和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用以取迪略势力的全国性政党
,以解决交接的制度化问题,这就是1929年3 月创立的国民革命党
。但是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党还只是一个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的联盟,
它排斥工农组织的参与。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墨西哥工
农运动风起云涌,地方考迪略又借机把控制工农组织作为自己的政治筹
码。在这种情况下,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在任)开始考虑工农
组织的制度化参政问题。1938年3月,卡德纳斯解散了国民革命党, 在
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官方党——墨西哥革命党,伴随着党的改组而进
行的政治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1)把包括工人、 农民在内的广大民
众吸收进党,纳入官方体制;(2 )把卡列斯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
改造成职团结构的官方党,在党内按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4 个非地
域性职业社团将党划分为4个职业部门——工人部、农民部、 人民部和
军人部,分别由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性质的团体组成。从此,工
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属下的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都有从基层到
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地方各部门的职团利益都依附于其所属的全国职
团部门,而不是地方各州。“条条”分割取代了“块块”分割,过去地
区结构的国民革命党给各地考迪略留下的政治空间已不复存在, 反映
民众主义政策取向的职团主义体制(注:职团主义(Corporatism ):
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
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或‘职团’)的理论和实践”。职团主义
结构是革命制度党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一组织体系是墨西哥政治体系中
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权力体系。)在官方党内初步确立起来了。四十年
代,在卡马乔总统(1940—1946在任)的任期内,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又
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1940年,军人部被卡马乔总统取消(注:卡马
乔本人就是墨西哥历史上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后一位将军。此后,稳定的
文人才得以在墨西哥真正确立。),标志着墨西哥历史上军人干政
时代的彻底结束,官方党由原来的4个部变成了3个部。其次,人民部地
位有了显著提升。卡马乔改变了卡德纳斯主导的民众主义路线
,推行发展主义政策,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控
制。原来力量薄弱的人民部随着中产阶级势力和影响的扩大,迅速取得
足以与工人部、农民部相抗衡的地位。在1943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部
尽管在数量上还是党内的少数,但在党的领导机构和新的议会中已变成
了多数。随着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墨西哥革命党的性质也逐步由原来
的以工农为主要依靠对象的各革命阶级联盟,变成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
、以职业政治家为骨干的联盟。(注: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最后,与上述转变相适应,1946年
1月,卡马乔将墨西哥革命党易名为革命制度党, 明示墨西哥的革命任
务已从群众性政治斗争转为维护和完善现行制度,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
也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社会公正为主,转变成以“全国团结”为旗帜
,淡化阶级冲突,强调民族利益。
这次改组,无论是机构的改革,还是党的纲领原则的转变,都是为
了削弱官方党各个职团部门,使之服从党中央的集中领导,特别是要在
选举政治上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 )废除集体
入党制,恢复个人入党制,个人是否入党不再取决于是否已经加入某一
个职团部门所属的组织。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想削弱各社团组织的政治影
响力,使党的力量建立在自由公民的联合基础上。(2 )强化党的中央
领导机构的集权,重新用地区标准取代职团标准,剥夺了3 个职团部门
提名各级议会和候选人的政治职能,从而全面弱化了职团部门对地
方选举的影响。(3)促使3个职团部门作出承诺,在选举竞争中一致对
外,不进行相互间的选举斗争。
1946年官方党的改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工人部的反对呼
声最高,一些工人领袖带领工会组织脱离了官方党,另建了独立的新党
。同时在党内,权力的职团结构虽然被废除了,但心理的职团结构仍然
没什么变化,人们对其所属的职团组织的忠诚远胜于对党的忠诚。党的
设计者们原来希望避免党内各职团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影响针对各个选
任职位的党际竞争,但是改组的结果却是把一部分党内斗争外化为党际
的竞争,削弱了官方党的竞选优势。1950年,革命制度党重新恢复了部
门提名制度,职团结构再度得到承认。为满足日益增多的有政治意识的
公民和专门化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方法上已不再是改革党的职团结构
,而是扩展这一结构的外延,在党的创立特殊的组织,把更多的政
治力量整合到党的周围。譬如,为了保持与军人的团结一致,革命制度
党建立了“全国荣誉和公正委员会”;为了鼓励妇女和青年加入官方党
,又成立了“全国妇女参政委员会”和“全国青年组织”。
经过几度反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及其制度框架终于形
成并稳定下来,成为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和力量源泉,成为墨西
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
70年的辉煌与成功之路
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能够连续执政70年,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业
绩,是与它的历史使命、理论主张、组织结构特点以及一系列正确的社
会经济政策分不开的。
一、革命制度党的建立及其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为其长期执政创造
了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革命制度党不是一个反抗外来侵略与缔造民族
国家的党,而是官方以改良方式实现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工具。在官方党
建立之前,墨西哥的每一次总统选举几乎都会触发军事,革命制度
党的建立及其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形成,首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考迪略势
力和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保证国家权力能够实现制度化的和平交接,
使墨西哥政治走上现代化轨道。党的建立首先打破了考迪略武力竞争政
权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提供了政党政治的活动框架和民
主选举的法律程序;党的职团结构的形成,最终敲响了地方考迪略政治
机器的丧钟,使其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革命制度党的长期连
任得以不受非制度化的暴力因素干扰;随着党的军人部的取消,作为民
主政治重要标志的文人开始领导国家建设。这一切都为革命制度党
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行国内外政策、控制国家选举从而长期
执政创造了条件。
二、革命制度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有效保持了国内民众思想
上的广泛共识和对官方党的认同。革命制度党特别注意保持在意识形态
方面的优势和统治地位。该党以共和国宪法作为党的纲领,以民众主义
、民族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内容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
面民主化3个方面。 这些内容带有明显的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
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革命制度党也不把自己的意识
形态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只是笼统地宣称自己继承了墨西哥革命与历史
的传统,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
革命的原则”。这样,革命制度党的理论主张就获得了一种由墨西哥革
命历史所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正是因为革命制度党的
意识形态不受某一政治标签的框定,这种灵活性使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
态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是对在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异
己思想的姑息迁就或视而不见,而是把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加以适
当变通和改造,吸收进自己的纲领,为我所用。这样,革命制度党以“
人民的全部价值观”的代表者的身份,占领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空间
,同时也剥夺了其它反对党的思想资本和理论阵地,抑制了反对党的力
量,凝聚了全国人心,在墨西哥人民中形成了以革命制度党理论主张为
核心的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广泛共识,形成了对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持
续认同。
三、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阶级,
使官方党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早在1917年,墨西哥宪法就规定了反
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政治—军事官僚阶层利益的四大基本政策:
工利、土地改革、民众教育和民选职务不得连选连任。这使墨西哥
得到了上述四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建立在这个利益—效忠基础上
的官方党职团结构起到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一方面,职团结构能够把社会各阶级之间无节制的斗争转化为党内部门间程序性的谈判,避免
其分化为党派之间的纷争,从而使革命制度党超越各个具体阶级,成为
整个社会利益协调的核心;另一方面,职团结构使得革命制度党对社会
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四、革命制度党具有高度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能力,能够根据社会
需要制定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墨西哥经济选择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
完全国有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行国家、社会与个人并行的混合经济
体系。因此,墨西哥社会既存在以国家和民众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又
存在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私营经济。从实践来看,墨西哥的公有制经
济有效保持了社会稳定,但难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私营经济具有较强
的活力,但是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一直在政
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某种动态的平衡,以卡德纳斯为代表的民众
主义路线与以阿莱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在政策上进行相互交替。当
私人资本快速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阶级矛盾激化时,
政策向左偏,依靠民众职团,节制私人资本;当国家过度干预经济
,造成严重的资本外流与经济衰退时,政策转而向右偏,扶植私人
资本,通过组织手段控制民众运动。这种对社会的钟摆式左右制衡
机制,为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加上墨西哥
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符合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大趋势,丰富的
石油矿产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这些重要因素带动墨西哥经济走上了持
续高速发展的道路。
近20年的挑战与危机
革命制度党在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政绩是骄人的。从1950—1985年
,墨西哥人口从2500万增加到7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362美元上升
到2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上升到64.2岁,而文盲率却从80%下降
到6%。墨西哥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革命制度党领导墨西哥在创造了近50年的辉煌历史之后,从80年代
开始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出现了1982年的外债危机,其后是一系
列的社会动荡,它的高潮是1994年的南部恰帕斯州农民和严重的金
融危机。19年中期选举,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异军
突起,两党在议会的席位之和已经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同年在首次由民
选产生的首都联邦区长官角逐中民主革命党又击败了官方党。这宣告了
革命制度党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时代的终结,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
势。革命制度党在近20年显示出节节衰退的迹象有一系列原因,而经济
政策失误、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衰落则是其中最
主要的因素。
一、革命制度党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一
系列经济社会危机。墨西哥原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封闭
式的内向型经济。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到了70
年代,墨西哥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产,开始大举外债开发油田,结果由
于世界经济危机,国际油价大跌,墨西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1982年出现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并加入了关贸总
协定,取了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
这种模式下,降低了关税,过早地开放市场,不加限制地吸收外资,
(注:墨西哥在萨利纳斯(1988—1994年在任)执政期间,吸收外资之
多居拉美之首,累计达750亿美元。由于1994年国内政局动荡, 经济乏
力,加上美国利率提高等不利因素,大量外国投机资本外逃,引起金融
市场动荡。)而且过分依赖外资。恶果在1994年显现出来了,由于当年
的外资大量抽逃,直接加剧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
达700亿美元的损失。从80年代开始, 为配合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步伐,在美国的极力影响下,墨西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而失业的工人则越来
越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农村,土地分配停止了,1992年墨西哥修
,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彻底结束了土地改革的进程,
大量分不到土地的农民不是揭竿而起就是涌入大城市成为劳动力后备大
军。如今,墨西哥出现了45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500万属于赤贫,20
%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 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
53. 5%的财富。经济社会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二、革命制度党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萨利纳斯总统(1988—1994在任)
为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
由主义”的新理论主张。前者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放弃了它一贯的反帝、
反霸和反美的口号,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后者则
宣扬在“社会利益原则”下的自由主义。这一理论在1993年革命制度党
的十六大上通过,被确立为该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
进程中,“社会利益原则”仅仅是一个修饰语而已。墨西哥的阶级力量
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资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收益
分配越来越向资方倾斜。在政党政治方面,1994年新总统塞迪略上台后
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修改了选举法,废除了在选举中支持官方党
的一贯作法,这一举措打击了革命制度党工农职团部门的信心和凝聚力
,更增加了该党被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击败而沦为在野党的可能
性。
三、革命制度党体制僵化、派别斗争严重,官方党职团结构在新的
经济体制下有趋于瓦解的危险。由于长期执政,官方党职团部门的领导
人也日益官僚化了,出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考虑,他们通常更
多地对上负责,而对来自下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则敷衍塞责。而同
时,与官方党对各职团部门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职团组织与政
府的谈判与对抗能力大大削弱,不得不对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
,各职团部门在忠实反映其部门成员的要求与利益方面,工作做得并不
是很深入,而当无意顾及职团部门的利益时,他们也不具备与国家
进行谈判的有效能力了。60年代,这种危险的组织离心倾向就已露出苗
头,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民部, 成
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80年代墨西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
3个职团部门成员组织的离心倾向愈发严重, 墨西哥国家与劳工的关系
有再度出现“非制度化”的危险趋势。对于政局的动荡与社会的种种危
机,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面对新世纪的政策调整
革命制度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日渐脱离了支持它的劳工阶级,
削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职团主义体系的衰落
,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党也面临着动摇和解体的危险。这不能不引
起革命制度党自身的深刻反思。从1996年开始,该党进行了一系列大政
方针的调整,主要包括:
一、199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 重新恢复了“革命民族主义”
的指导思想,强调指出: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工人、农民和人民阶层的
党,是民族主义、民主和民众的党。这说明该党重新明确了自己的民众
主义性质与政治角色,是对民众阶层的一种鼓舞和凝聚。
二、革命制度党开始着手理顺党政关系和扩大党内民主。由于长期
以来对党内民主重视不够,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层与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
沟通,也受不到规范的民主监督。有鉴于此,该党规定,党的领导职务
和民选职务的候选人必须具备10年以上的党龄;以后历届总统候选人不
再由前任总统指定,而由党的全国政治委员会在6 个备选人士中遴选产
生;州长候选人的产生也以同样方式进行。
三、革命制度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调整。
进一步深化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改革,保证政党
选举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同时革命制度党与的一种新型党政关
系也逐步确立起来了,革命制度党不再作为官方党出现,而将以一个普
通的竞争性政党的面貌参与角逐。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加强了宏观调控,进一步严
格财政金融纪律,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制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
,以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
五、在社会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重新加大了对社会公共事业
的投资力度,19年联邦预算的56%将用于各类社会项目。新的社会保
障法也随之出台,以着力解决墨西哥社会的发展失衡、农村扶贫以及通
过和平对话处理社会冲突等各种迫切问题。
如今,革命制度党正从原来作为与民间桥梁的官方党过渡为多
党制竞争中的一个普通政党。这种角色转变既是对革命制度党生存与发
展的严峻挑战,又是对其职团结构生命力与适应性的考验。对于一个执
政70年的大党来说,革命制度党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包容性极强
的意识形态、灵活应变的政策能力以及相当庞大的组织队伍,因此,尽
管反对党势力呈现咄咄逼人的架势,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预计革
命制度党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从近几年的选举情况来看,革命制度党的
支持率稳定在40%左右,而两大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则各握
30%的选票。
总的来说,墨西哥政党体制已由原来数党并存、一党独霸的非竞争
性霸权党制转变成了一党执政、多党制衡的竞争性优势党制。至于这种
体制以后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演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能否在今后新的政
治框架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且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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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nald.H.McDonald and J.Mark Ruh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 in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89.
俄罗斯三位总统如何因应苏联解体
俄罗斯三位总统如何因应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20年过去了,作为苏联法权和实际继承者的俄罗斯,在1991年那场风暴过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不仅是我国学术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也是我国广大民众所关心的问题。
不过,这是一个十分厚重、容量巨大的题目。在此我们只能就其主要方面,尽量加以简要阐述。首先,必须对“俄罗斯”这一行为主体加以限定,这里仅仅局限为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为代表的俄罗斯领导集团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主流,是怎样对待并消解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
以下分析主要着眼于苏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教训本身,看看俄罗斯领导集团对此取了哪些主要的对策和措施,来消解苏联解体的教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权,苏共独揽一切大权,严重缺乏监督,致使内外政策和社会问题产生种种严重弊端。叶利钦及其集团执政后,另起炉灶。首先宣布苏共非法,从上到下将其解散。接着取消了苏联党政的一切机关设施,用新建的一套政治设施加以取代。他用三权分立的“总统—议会制”国家,完全取代了苏联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的联盟国家。
1993年后,叶利钦通过修,建立了高度总统制化的半总统制权力机制,在中央一级加强了权力,各地区行政长官则实行直选制,使得分立倾向加重。这样,俄罗斯联邦就面临着分崩离析、走向解体等现实危险。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扑面而至,社会全面自由化和“休克疗法”改革造成的混乱,使各种社会危机全面爆发,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居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加上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缺乏监督、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和制度瓦解致使的法制崩坏,俄罗斯警匪勾结、腐败成风。在其统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叶利钦交出权力,普京时代来临。
普京接管权力后,实行铁腕整肃政策。针对叶利钦时期的乱象,他收回地方权力,实行“新中央集权”政策,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选制,改行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提名、由地方立法机构确认的产生办法,制止了外高加索和其他一些边缘地区的分立主义倾向。
接着,普京改革了政党制度,组建统一俄罗斯党为“党”,又推动公正俄罗斯党的建立,把它作为主导政党的“第二种”政治力量,并提高议会党门槛,将得票率由5%提高到7%,避免了小党对议会的介入。他改变了叶利钦时期总统不加入政党,凌驾各党之上的做法,他本人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担任该党党首,形成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体制。此外,普京还进一步把叶利钦推行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改变为“可控民主”,取消了诸多方面的民主机制。这一系列政策措施,被反对派指责为改革的倒退和专制体制的“复归”。“梅普组合”联手执政后,有迹象表明,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执政理念上逐渐出现分歧,新总统又重新强调“政治民主化”,主张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同时,还提出改善多党制,加强政党竞争。这些主张的提出,使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10月公布的民调中几近追平普京,前者的民意支持率为76%,后者为77%。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俄罗斯的政治走向又开始向政治民主化的方向摆动。总体而言,从叶利钦到普京,只是构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大体框架,并未来得及对政治体制进行细密、周详和深入的改革。一党独大,无法展开正常的竞争,监督的有效性受到极大限制;法制不完善,人治盛行,国家一如既往地进行干预等等,都是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还留下许多制度和法治漏洞,造成目前腐败还不能被有效制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经济方面,国有制、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官轻民,严重忽视民生的发展模式,给苏联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弊端,造成经济结构失调,发展动力不足,民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民众生活水平低下。叶利钦在1991~1992年间纳盖达尔的激进改革政策,即“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外贸自由,实行证券私有化,建立了以全面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由于私有化条件不公和仓促行事的政策措施,在消除外贸赤字的同时,导致物价飞涨,居民生活急剧下降,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和动荡,同时使得民众财富被少数人“鲸吞”,造成“一小撮人”暴富,出现“寡头”对经济、政治和传播媒体的垄断,形成“寡头资本主义”。普京接手后,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照搬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做法,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以建立强大经济为出发点,对经济战略、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形成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混合市场经济模式。他重拳整肃“寡头”,夺回了他们侵吞的企业,重新实行国有化,一些企业被国家或国家控股企业兼并,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企业的控制加强,这一进程被学者称为是“国有化”或“再国有化”。普京不仅制止了经济下滑的势头,还促进经济连年发展,2000年~2007年俄罗斯年均增长达7%,2007年甚至加速到
8.1%。经济形势的好转,特别是世界油价的飙升,使得俄罗斯的财政收入激增,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和工资额度,改善了居民生活;同时,在教育、住房、医疗改革上加大投入,基本做到了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所许诺的让人们“有学上,有房住,看得起病”。然而,为照顾民生,普京及其执政集团无暇顾及、也忽略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些在苏联时期就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依然如故。这种情况使俄罗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因油价大落而遭受重大打击,造成国民收入锐减
7.9%。这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这种局面让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感到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提出了由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任务。为此,梅德韦杰夫总统成立了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确定以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技术革新为优先方向,重点解决医疗、信息、航天、电讯和节能等领域的创新问题。但学术界认为,俄罗斯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两难局面,当石油天然气价格上升、经济好转时,只顾性产业的发展,缺乏发展创新型产业的积极性和动力,而当价格下跌,财政紧张时,又缺乏资金用于创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任重而道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在文化意识形态管理方面,苏联的文化统治主义曾长期束缚、禁锢人们的精神世界,压制科学文化和思想理论的创新,缺乏必要的改革理念,造成改革屡改屡败;同时,打压科技理论的发展,带来科技的落后,最后使苏联在国际竞争中败北。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的基础上,遵循西方的自由民主化理念,进一步推行自由化改革,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出版、言论、集会游行和信仰的完全自由,放开宗教活动,使俄罗斯在政治精神文化活动方面达到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这个时期的经济危机、社会混乱和法制崩解,严重威胁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精神文化上的自由民主大打折扣,令人们对走西方民主道路大失所望。普京上台后,从叶利钦所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向着中间路线靠拢,逐渐修正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首先,他把叶利钦的西方民主调整为“可控民主”,又进一步由此发展为——依据俄罗斯具体国情,拒绝听从西方,维护本国主权的所谓“主权民主”,并把这种民主与民族爱国主义相结合,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次,在经济上制裁“寡头”,同时从这些“寡头”手中夺回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掌控了舆论话语权。再次,将游行集会法制化,规定了群众的申报批准制度,限制了反对派的活动范围。最后,在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方面,2007年6月,普京在接见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会议代表时,对修订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了符合“教育标准”的一系列要求。普京的上述方针政策,与他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新中央集权”政策一起,被西方学术界指责为是民主的“倒退”和向专制主义的“复归”。梅德韦杰夫上台后,又强调建设俄罗斯“民主国家”的方针,把“政治民主”提上了重要日程。他口头上虽然不同意有关俄罗斯“没有民主”、“独裁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言论,实际上又向政治民主化一边移动。2010年9月,在雅罗斯拉夫尔举行的主题为“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的世界政治论坛上,梅德韦杰夫发表讲话,阐述了他对民主的深刻见解,指出:俄罗斯“正在转向民主的新水平”,“改善民主制度问题”,始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必须由人们自己解决。数百年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决定俄罗斯民主探索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种种情况表明,俄罗斯走上民主化的正常轨道,必将不是一帆风顺的,还会有遥远曲折的道路要走。俄罗斯消解苏联解体教训的根本是如何对待斯大林体制模式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历届俄罗斯***对待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管理模式的弊端和历史教训的态度及消解措施,归结起来,是一个如何对待斯大林体制模式,如何对待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的问题。叶利钦及其主要代表的极端民主派,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和斯大林遗产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全面否定并彻底摧毁,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通过建立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来消解斯大林主义的全部遗产。普京时期,为消除叶利钦自由主义激进改革所造成的混乱和恶果,把改革调整为中间路线和保守主义的渐进式改革,以铁拳出手,重振大国、强国地位。普京把斯大林作为铁腕和强权治国的符号,做了比以前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评价,特别从卫国战争胜利的视角肯定了斯大林,但对斯大林的国内政策,对其“专制主义”的体制模式,则是否定的。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5月7日接受俄罗斯《消息报》记者访谈时,关于斯大林“罪行不可饶恕”的宣示,和俄罗斯国家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祝活动中不提斯大林名字、不准出现斯大林肖像等一整套处理方式,表明俄罗斯领导和俄罗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斯大林的评价,基本上是连续一贯的,没有发生大的起伏。把“去斯大林化”与梅德韦杰夫以世界金融危机为背景,于2009年在《俄罗斯,前进!》一文提出的“新现代化方针”联系起来,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所谓“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就是意味着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苏联时期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发展观,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实行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扫除现代化的障碍,在俄罗斯开辟不同于苏联时代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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